我们家即将升起的“围棋月亮”随着这个“史无前例”的爆发陨落了。1968年是这样的年头，“文革”已经两年，深入“斗批改”，上山下山的学生们准备着接受农民再教育——这种事在全世界倒是有前例的，在中国确是第一次。别说围棋事业，一切文学艺术和人类正常思想的体现形式，都随着这一声“戛然”沦陷湮没，一切异端都变成了“正道”！我们兄妹四人，凌解放、凌建华、凌卫平、凌玉平各人的命运是怎样分配？
我的感觉是：有点儿像《封神演义》里的红沙阵上，我们父亲庇佑着我们一家过阵，被阵中的法力吸下去两个，而我和二妹躲过了这一劫——参军走了。
小妹玉平本来就寄养在洛阳农村，户口也在农村，她没有变化。真正跌落下去的是建华。她年轻，热情待人，没有心机，善良单纯，性格开朗。她不懂“下乡”的真正含义，还真的以为去那里“大有可为”。人家的“兴高采烈积极踊跃”都是装的，她却是一片诚意响应号召，毅然地“走了”。
但建华也是第一个真正懂得这事意义的人，她很快明白了这事对她人生颠覆性的影响。她是最先去农村，而到最后才被勉强“捞回来”的下乡知青。除了一身牛皮癣和一种对农村惊悸的回忆，没有带回任何东西，而她原有的东西，在那里丢失得干干净净，她的围棋事业也完了。
完了是完了，但围棋的爝火仍在我家燃烧。建华的棋还在下，她下不出棋来了，只能是业余初段那样水准，上网能下到两段，一个不慎“哗”地就又变成“一段”。她当年的棋友们谁都比她厉害，加上都是专业棋手了，但仍叫她“大姐”。他们的徒弟们也比建华棋力凶得多，但仍叫她“凌老师”。有什么不大不小适合她参加的赛事，请她去当当裁判什么的，还是挺风光的。围棋界的人际友谊，比其他什么界的干净、单纯，没有那么势利。围棋杂志小乔约我写稿子，我谈我的观点，“我喜欢围棋人，不喜作家人”。围棋人不势利，炎凉之态较少嘴脸——很久之后围棋界才知道“凌建华是二月河的妹妹”，和我也有了些联系。大家接**和自然，使我感到了孔子中庸在围棋中的内髓影响。
我的围棋“事业”也没有中止，我先在太原，到大同，到辽西诸县，不停地在部队战友中寻觅“会下围棋的”。居然也找到了几位。我们是施工部队，整年在大山沟里盘占，我尝试用河里的石头做棋子，都是又尖又利，颜色也不很分明，不宜使用。后来见有很多“马赛克”，即是我们现在卫生间贴的那种方块小砖块，用来一边用漆染了，牛皮纸做的“枰”，周六周日聚一处，屎棋与磁片齐飞，欢笑同评论共落。我甚至还挑选了几个“有基础的”士兵，参加我们这个小俱乐部，彻夜围棋联战。
所以我终生都是围棋广大包容领地中忠诚的“屎棋奴隶”，心甘情愿的“围棋”底层棋手。这似乎是围棋的又一宁馨特点，它不厌江河，也不弃涓滴，什么样的棋手都能在这里找到他安适的位置。这之后，我历尽千山万水才从窘困中走出来了，这就好比八卦阵，我从景门进去，从生门出来，七圣皆迷的阵中光景，自然不是在这段文字中能够说清，总之是成了一个作家——也就是会作文的专门人士。
我自己有了点儿资本，所见当然就广了些。通过妹妹，我认识了王冠军八段，通过南阳棋界的领袖李森林，我又见到了陈祖德、罗建文、聂卫平、华以刚、刘小光等——他们原先是我心目中的棋神，现在是活生生的人站在我身边了，他们印证了我心中围棋情结之“情”。
专心、好学、平等、自负、爱友……这些人文素质似乎天然地和围棋界和睦相处。我现在一天要上网下棋两小时，不是为了赢，是为了防止“脑痴呆”。一个痴呆的二月河我觉得不好。我相信围棋可能调整我的神经，这或许是围棋的又一好处。
我父亲学围棋是在抗战大学太行分校。当时讲《论持久战》，讲“犬牙交错的敌我战线”时，教员教学员学下围棋——说战争如同下围棋，我们家的围棋热是有民族革命的原动力的。父亲告诉我，尧的儿子丹朱不学好，尧便制作围棋让他来弈。丹朱放到了哪儿？就在现在丹江一带罢？南阳占着丹江水库51的水面，将来北京人喝南水北调的水，无可回避地要喝南阳的水，这里是水的“源头”，也是围棋的源头。
李森林是我的朋友，有业余六段的实力，我曾经问过他意味着什么？他有点嗫嚅地回答，“相当专业初段罢？”这或许是谦虚罢。他常常语破天惊地爆一句，有一次说：“下围棋的都是好人！”
我初听一惊，这个说法没有过。赶紧就回顾，盘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真的没发现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之徒同时又是围棋高手的。这似乎无情理联系，但细思是有道理的。会下围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由围棋魅力之所在，必得“联系群众”——他得有棋友呀！围棋的魅力又能相对地使他远离女色，减少游冶，棋道中的天道、平等的竞争意识使人摒除无端无理的强霸杀伐——尧放丹朱学围棋，与“下围棋的都是好人”，是暗含了古今的理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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