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学生出身的人，谁没有母校呢？但我的母校和我的经历一样，显得……有点复杂罢。我父母都是军人，他们从山西昔阳1948年渡河南下，父亲在野战部队，母亲在公安部队，他们在栾川，我就在栾川，他们到洛阳我就在洛阳……在邓县（今邓州市）、在南阳……他们频繁调动，我便随队搬迁，不知道到底迁了几所学校。因为辗转不定，这个学校与那个学校教学进程又都不相同，教学质量也各有异样，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臭”——除了语文。语文这玩意儿不需要教学的严密连贯性，它大致的架势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博士后都是一致连贯的。数理化、生物、外语就另是一回事了，我从来在哪个学校里也不曾辉煌过。在学校，老师们也悄悄议论，“这孩子资质看上去很好，也不像是个花花公子，怎么学习就搞不上去”……他们之间背地里言语——大约因为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是相当的文明，但是一到课堂上，那就变了脸，又像个受过教育的乡村干部，他们绝不当面破口痛骂，而是有点指桑骂槐那样，“有的同学条件很好，怎么就不肯用功？我看他像个大烟鬼子遛街狗！别人学习，他吊儿郎当——你转悠能转出个大学生？”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富家子弟！”
“别看你家条件好，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你照样是个饭桶，垃圾！”
“废物一个！”
……诸如此类的话，在课堂上铁青着脸教训人，透过闪着窗子光亮的近视镜片冷冷地瞪着你——他根本不会想讲台下的我是什么感受。我的母亲在家里，也训我是“吃僧”。这是昔阳话，大约也是饭桶的意思——和老师的看法一致，也许吧！她晓得我功课不好的一些原因，吃僧归吃僧，到该吃饭时，她仍端着最好的饭菜送到“饭桶”面前。
每年到暑假放假前，是我最困难的时光。因为要向家里缴“学习手册”，我就千方百计地拖拉、回避，不是说还没有发下来，就说在同学那里没有取回来，我知道他们拖一拖就“忘了”，或者就拉住。父母开始时还很认真，后来每次这样，成绩就那样，都是勉强及格甚或不及格，品德考语也差不多，说了许多模棱两可的鼓励话，再加上一句，“希望加强督促学习，争取较好成绩。”年年如此，像一本不变的旧挂历，父母每次都一样的失望。也许是忙，也许是怕自己给自己添烦恼，常常也就撂开手。1957年我十二岁，舅舅从广西来家，他执意要看我的学习手册。我说在学习小组长（同学）手里，还没有发给我。他不信，，翻我的抽屉，结果在我的褥子下面翻出来，“啊哈！这不是嘛！你还骗我！”——他一下子眼中放光了，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前就翻阅我那本倒霉的册子，母亲侧在门口，尴尬地看着这一幕。舅舅的脸色也慢慢地凝注，变得肃穆，眼神也有点黯淡呆滞了，慢慢放下手册，对妈妈说：“解放学习不行，这将来不得了。”他们姐弟俩出去，我则如同被雷轰了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那里许久没动。
谈母校，似乎说这些有些离题，但这是我所有学校千篇一律的遭遇。我的第一个母校在陕县。如今我们看电视，三门峡市的天气预报常有宝轮寺塔的伟姿，高高地矗立在晚霞里——那在当地叫蛤蟆塔，寺院好像被飞机炸碎了，独独的一座塔，若在塔前无论远近敲击两块石头会发出“咯哇咯哇”的声音，和池塘里雨前青蛙叫声一样。彼时我没有这样的知识——这塔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它就在我们小学对门，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伙伴一道来这里玩，敲石头，捉迷藏。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叫牛转娣，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个弟弟的意思罢。她个头不高，比我们平常人的脸红一些，很精神，只是放了足，显得脚还是小一点，走路略有点拧着脚的样子，第一堂课她一上台，一手执教鞭，一手掠一把乌鸦一样黑的秀发，脸通红，眼中闪着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一课：开学了！”
“开学了！”那时语文课叫《国语》。第一课就这么三个字。
“我们上学”——第二课。
“学校里有老师同学。”
“学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
……第三课。第四课。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学校生涯，除了因为我的顽劣、旷课、逃学、偶尔挨母亲的揍，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牛老师似乎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调皮，但我活泼、天真，老师和同学没有嫌憎我的。
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调到了洛阳，母亲还留在陕县，他们似乎商量过，谁有空谁带我。这么着，在陕县、洛阳之间来回流动上学，频繁转学。这当然只能算客观上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不能静下心，动脑子踏实研究数理化的孩子，对外语单词更是深恶痛绝，不屈不挠地坚决抵触——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门砖，就是死不背诵。
像织布机上的纺锤，我在洛阳之间穿梭了四五次。母亲调到了洛阳，她在郊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级之后又有了一段稳定，我在洛阳西南隅小学上学，徐思义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他是个男的，从外形到内质和牛老师全然不同。徐老师清癯，个子高，肤色极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讲语文，课本本身似乎讲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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