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优那天晚上真的没回旅馆去住，她在街上一直六神无主，一直徘徊到半夜三更，心里才稍稍镇定下来，在这之前她只是步伐机械地朝前走着，脑子里依然充满了血污和枪声。
此刻，她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念头在主导她的神经，是慌张无措还是恐惧悲伤？虽然，她从没预料自己平凡的人生会遭遇如此惊悚，但却能预料，她刚刚在凌信诚家从进到出的短短片刻，已经毁了她的一生。
她从东直门内大街一直往前走去，漫无方向。走到鼓楼时又转向南方，一直走到了故宫的端门广场。她的双腿早已麻木，而意识却渐渐清醒。这时她记得最清的已不是凶杀发生前后的场面与声音，而是李文海那句最后的警告。他不让她再回她住的旅馆，也不知是恫吓还是关照。她真的不敢回去了，因为李文海是她带到凌家去的，所以她对这桩惊天惨案，对凌信诚父母双亡，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甚至搞不懂自己今晚的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是首犯还是帮凶。
她怎敢再回旅馆，她怕见一切熟人，也怕连累大姐，但此时走在深夜的街上，她又难以承受心里的孤单。
她也曾想过报警。看到街上缓缓驶过的警车，她几次举手超过头顶，但又缓缓放下，最终还是恐慌压倒一切，理智屈从于感觉。她完全无法预测一旦她投案自首，将给她自己的未来，给大姐和姐夫的生活，带来什么后果。她一想到大姐惊愕的目光，想到姐夫气愤的面孔，就心如刀搅，无地自容。
月光冷冽，树静无风，紫禁城高大的城墙像披了一层冥界的荧装。护城河即将封冻，近岸处已结了薄冰。薄冰映在优优的眼里，让她从内往外，渗透了寒冷。
她沿着那条冻僵的河水，行至美术馆的西侧，在那里的一个夜间营业的小餐馆里，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优优先把电话打到她住的旅馆，她让服务员帮忙去喊阿菊。她清楚地听到服务员的嗓子在走廊里回响：“阿菊，阿菊，九号房阿菊！”紧接着服务员又拿起电话听筒，吼了一声：“没在！”然后不由分说随即挂断。
优优再拨过去，说找钱志富，七号房的钱志富。服务员又是一阵叫喊：
“钱志富！钱志富！”然后就没了声息。过了好一会儿姐夫接了电话，听声音像是已经睡了，鼻子塞塞哝哝，口齿混沌不清，他问：“唔，找谁？”
优优说：“姐夫，我是优优，你刚睡么？”
姐夫说：“优优，有什么事么？”
优优说不出她有什么事情，她也说不清她打电话来是为了什么事情。如果说，她找阿菊是想证实一下阿菊和德子是否真的没有回来，那么她找姐夫，似乎只是单纯地想听听亲人的声音。大姐身体不好她不敢叫她，但听到姐夫的声音她心中同样一阵激动。
“没有，没有什么事情姐夫……我姐，我姐在么？”
“在呀。”
“她，她也睡了么？”
“早睡了。”姐夫有些不耐烦了：“你在哪里呀，怎么还不回来，你打电话回来是做什么？”
优优说：“没事，不做什么。我是看你们睡没睡呢。那你们快睡吧。”
姐夫似乎有些生气地：“你闲得没事了吧，也不怕浪费电话费么。这么晚了你不回来到底在干些什么？”
“没有，我，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今天不回来了，公司里有点事情，我要加班呢。我就是告诉你们一声。”
姐夫被这电话无端叫醒，显然很不乐意。以前优优早出晚归，也并不来电通报，今天多此一举，显然不太正常。但姐夫似乎也没多想，说：“那你去加班吧，后天你姐还要去医院复查，你明天记着带点钱回来。”
姐夫说到钱字，优优没了回声。她很难预料明天，明天会发生什么。挂了姐夫的电话，她交了通话的费用，同时数数身上的钱数，仅有二百出头。这时她似乎突然下了决心，她要回去！她要把这二百多元交给大姐，让大姐好去医院复查，以免万一她被警察抓住，万一这钱被警察搜去，大姐那边岂不人财两空。
后来优优对我说过，她那时还想到要打个电话给我，向我通报这件事情。她说她把一生所有的事都向我说了，包括那些从不示人的隐私。所以在她的感觉里面，我成了她的一个历史记录，成了她的一个人生见证。她的故事横空出现这样一个烂尾，她觉得也该不加隐瞒地说给我听，以便记录真实完整。但这个电话终又没打，原因是她当时心情太差。
她当时的心情几乎是在告别人生，这样的心态也许事后才能解读——因为以她有限的法律知识，她完全不能预料她将要承担什么责任。她自认为她的引狼入室，对凌家发生的血案，有着显见的因果关系，因此她就成了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但她还是迈开双脚，走出那家夜间营业的餐厅，走进初冬乍寒的深夜。深夜的街头行人稀少，她踩着凝固的灯晕踽踽独行。她决定步行走回她的旅馆，因为夜间的公共汽车踪影难觅。她也不想再把那仅存的二百元钱拆做车费，哪怕她为此可能要走上一夜。
这时的优优已不觉寒冷，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有些悲壮，那一步步似乎都在走向一个终结。她的人生虽然短促，虽然乏善可陈，但回首看去，依然让她留恋万分。
最值得留恋的无疑还是周月。优优一路夜行，想的都是周月。这个离她越来越远的少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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