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丁先生求仁得仁，15年，他忍辱负重，在东瀛打工挣钱，忍受亲人分离的痛苦，送女儿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书，并给妻子在上海买了套房子，然后，他回家了。
1、最朴实的中日比较
丁先生生逢乱世，命运多舛，16岁下放，失去了读书机会，中年去日本寻找机会，在日本过了15年“黑户”生活。他为什么不回来呢？因为他想实现梦想，经过计算，丁先生认为日本才有他成功的机会。
生活如此之难，改变命运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难能可贵的是丁先生选择之后没有一丝抱怨，前半段我想是不是在制作过程中略去了这部分？看后来他回国前重走故地，感谢生活15年的土地时，真是五味杂陈。丁先生是“黑户”，他不纳税，当然也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只能干体力活，居然靠辛苦钱还清巨额债务、送女儿出国，还在上海买了房子。在祖国，此处省略3000字。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如果丁先生在上海，做他在东京的工作，2004年以前，他只能在工厂上班，下班后，他在工厂、餐厅兼职，一个月收入最多在7000-10000之间，这是2000年左右的情形。在上世纪90年代，蓝领工人的收入应该更低一些，他在上海几乎不可能还清债务，甚至筹够女儿出国的费用，女儿出国后，他又在日本做了7年工，在房价疯涨前换了房子。现在蓝领工人的工资涨了一些，问题是一个月入9000的木匠，在上海买套50平米的房子，要存几年钱？
丁先生没有高学历、没有技术、没有背景，他只有吃苦耐劳的韧劲，于是他在崇尚坚韧的日本活下去了，这15年，他没有被东京的户籍警骚扰，没有被黑心老板黑了工钱，他的同事也没有去警局告发他，他的房东一直租房给他，这在帝都和魔都是不能想象的。同样是寻找梦想，想改变命运，日本环境更好。
2000年后，穷人想通过努力劳动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变得越来越难，在魔都或帝都打工的蓝领工人，省吃俭用存下的钱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城乡二元结构的恶果必须由乡村咽下，本来就需要补贴的农村如何吞得下？人力资源太过廉价，其他行业工资不断涨，纯体力劳动却很难涨上去，真是难题。雷蒙阿隆分析社会阶层流动时总结过，社会各阶层流动顺畅，则社会越稳定，流动顺畅的前提是各阶层的差别不大，比如经济方面，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者收入差异过大，彼此流动就变得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社会提供足够的选择与宽容，城市里生活不下去，可以在村里买块地，躬耕于南阳。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政策，城市人在农村买不到土地，农村人来到城市受到种种不平等对待。就算诸葛亮再世，除了出国留学一途，还有其他机会吗？
中国的城市化非常畸形，乡村全部破败，城市则无比脆弱，就像一个长了两条细腿却要支撑臃肿上身的怪胎一般。从土改以来，乡村良俗被破坏，村支书代替了宗族，党组织渗透使得乡村失去自救与自保的能力。国家政权对乡村的公共建设投入少之又少，又阻绝乡村自己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以前乡村的教育由宗族承办大部分，乡村有足够的读书人，其文化堪与城市抗衡，现在，农村文化现状如何？没有文化，就只能受穷。丁先生深受其苦，所以他拼了命让女儿出去。
2、所谓责任，就是忍耐，忍耐，再忍耐
纪录片分为几节，每节开始都会有节目组致谢，日本大企业赞助拍摄一位中国打工者的纪录片，这是企业的社会良知，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赞襄社会文化事业，因为那里没有审批。这部朴实的纪录片所推崇的是丁先生一家为了寻找幸福生活各种忍耐努力的精神，这是日式生活推崇的精神，也是东亚人特有的文化基因。
丁先生为送女儿到世界名校读书，牺牲了自己，这种成全非常感人，也是一种幸福，而这种幸福却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一则是中国大陆经济的畸形状态，另一个原因是所谓国界，说起来欧洲才是最自由开放的土地，那里不需要签证，自由迁徙，而其他地方，则跟中国户籍制度一样，愚蠢而违背人性。
文革中丁先生与夫人双双插队，学业中断，被流放到一个无法供养更多人的贫瘠的土地上，如果没有文革，丁太太可能是一位文艺女青年，过优雅而精神富足的生活，无奈命运对她太不公平，她全部希望都在女儿身上，与丈夫一样，忍受巨大生活一点点地折磨，过着没有自我的生活，作为外人，我们无法评判她这样值不值得，也许是巨大的惯性，让她承受孤独、寂寞、无助吧。在东京三天，也许是他们一生最美丽的回忆。
日式电影最厉害的就是从日常生活里拣出美好，丁先生的奋斗中国人拍不出来，被宏大叙事洗脑洗心洗肺的国人，总想通过某次机会搞把大的，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像日本艺术家，从细处着眼，把普通人的故事剪接成催泪弹，离别8年后父女见面、离别13年后夫妻见面（这放在古代，能够得到朝廷旌表），每次分离，都让人唏嘘落泪。但他们都明白自己身上有责任，不能软弱。
日本人佩服奋斗者，佩服在困境中坚持不懈并为家人幸福努力拼搏的人，所以丁先生能感动无数日本人，而奋斗精神是中国特别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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