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早早起来，马叔就忙碌开了。他和我一起把土豆洗净，把土豆皮削掉，用礤子擦成丝，放在榨汁机里，打成土豆泥，放进笼里蒸着。蒸了二十多分钟，然后放在案板上，用刀子切成条。每人拿了一个小碗，放进了醋、酱油、盐和香油，又加进了油炸蒜泥，用筷子夹起长条，蘸着碗里的佐料，非常好吃。
他说，我们把土豆叫山蔓菁。用它做的这种食品叫山蔓菁晶，是我们乡下的快餐，非常方便食用。但只吃这一种不太好，吃多了会烧心的，要加一些主食。所以我还准备了豆包，窝窝头和烧饼。他指着豆包说，这是小米做的，营养价值高，你多吃点。
我对他昨天晚上讲的偷大粪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怀疑他是编的。但他说这都是真的，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所以他们偷大粪，其实是大年初一。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更怀疑他的说法了：这怎么可能啊？大年初一还要干活，还要掏大粪，甚至是偷盗大粪？简直就是奇闻。
那是一个创造奇闻的岁月，他笑着说，一切都有可能。因为上级要求大家变冬闲为冬忙。冬天是不能休息的，但又没有活可干，只能没事儿找事儿，没活儿找活。所以只能深翻土地：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翻下去。由于生土没有什么营养，直接影响产量，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活动。但谁也不敢说，在数九寒天，土地冻得跟铁一样硬，实在刨不动了，深翻土地的工作也只能停止。剩下的就只有掏大粪了。但全体农民都在掏大粪，城里边的厕所根本就不够掏，很快就掏得没有了，甚至不得不去偷到大粪。重要的机关，人家跟郊区的菜农是有合同协议的：他们给菜农们提供大粪，保护厕所；菜农给他们上交蔬菜，用大粪来换蔬菜，非常合算的。难怪人家要那么愤怒了，我们偷的其实不是大粪，而是蔬菜。
那你们大年初一去掏大粪，怎么还能碰上人呢？机关不是放假了吗？
我困惑地问。
我也不明白，怎么能出来那么多的人呢？事后我才知道，那几个人是利用大年初一放假赌博的。正好碰上了我们，要不然我也不会挨打的。
我大吃一惊，根本不相信，那样一个时代还有人敢赌博，这可能吗？
我向他提出了我的疑问。
完全是真的，他说，别看那个时候管得严，抓得紧，其实主要是对思想犯政治犯，胡说八道的。那个说了顶个“毬”的人，当着众人的面被五花大绑捆绑起来，在公社的学习班关了七天。如果不是他们家说情送礼，很可能送到群众专政指挥部，甚至送到公安局，当现行反革命判刑的。但对刑事犯法却要宽容一些。也许你不相信，那个时候赌博，小偷小摸，甚至暗中卖x都有的。赌博还有普遍性的。如果抓住了，顶多拉到工地上批斗上一下，劳动上半天也就放了。不会戴帽子，甚至被判刑的。像我这样小偷小摸的人，如果不是人家政治上需要利用我，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但我很特殊，跟政治运动无可奈何地联系起来，就让我不得安心。当然跟着这个，我在经济上也沾了不少光，这样也能让我心里多少平衡一些。当然了，大年初一掏大粪，只是做个样子，响应号召的，顶多掏上两三天。过了正月初五，按我们现在的标准，这应该是上班的时候，我们却正式放假了。因为实在也找不到什么活可干了。大年初一掏大粪，只是为表演用的，并不是要天天去掏大粪的。
因为大粪实在掏得没有了，大小队干部们实在没有辙了，不知道让大家干个什么。让大家闲下来又不敢，不知道什么人出的主意，说是煤炭灰也可以当肥料的。于是全村的所有劳动力，都到城里的机关的垃圾堆里，用筛子来筛他们倒出来的灰渣。如果还能掏到大粪，就把用大粪搅拌起来，堆到地里去，涹上一个冬天，第二年播种的时候，作为底肥用。没有大粪，就把炉灰撒到地里，当做肥料。这种炉渣灰能不能做肥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草木灰是可以做肥料的，因为它的钾肥含量多。但到了第二年，它的危害性就显示出来了：凡是用了炉灰的苗子，发黄枯萎，严重减产。可能是这种煤炭灰火性大，把苗子都烧坏了。再以后大家就再也不敢用这种用煤炭灰做肥料了。
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听话的，正因为如此，政府就具有极其强大的调动能力，只要上面的政策对头，什么事都能做好的。可惜在那样的年月，政策就是错误的政策。我们常说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其实真正犯错误的不是老百姓，恰恰是我们制定政策的那些大人物。
看我们现在，我们农民实际上休息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因为我们这里的无霜期短，冬天非常休闲。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差不多有四五个月是没事干的。但这种冬天的瞎忙活，不仅没用反而有害。首先是破坏了土地的营养，导致减产。我们得不到休息，又困又攰，顶风冒雪，非常寒冷。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量也增大了，却没有什么产值，而且是负产值。干得越多，损失越大。结果是我们的工分值，越来越贬值。如果冬天不干活，我们的工分值可能值五毛钱，而干了活没有增加，反而能值三四毛钱。
这是怎么说呢？我困惑地问。
很简单呀。因为一个冬天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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