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指“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之一，属于“群众专政”的对象。
“”是一个留有强烈历史痕迹的词语。所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之一，属于“群众专政”的对象“”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词语。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件中曾使用过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群众中的“不良分子”，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将他们清除出革命队伍，防止他们搞破坏活动。新中国成立初，在镇反（1951）和肃反（1955）运动中，有关政策文件开始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是作为反革命分子的“附属品”出现的，内涵不够明确。建国以后至1970年代末，对“四类分子”长期实行管制劳动、监督改造的政策，其方法是给这些人戴上“帽子”，一般不抓进监狱，而是交给群众监管，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让他们在劳动中自食其力，“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而且不定期对他们进行批斗。“四类分子”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1951年1月起，各地将未作刑事处罚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地主、恶霸、土匪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交给群众管制，实行监督改造。1956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开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加入农业合作社的规划工作，富农分子也列为监督改造对象。1957年，除地、富、反之外，亦列入监督改造对象，合称“四类分子”。1958年初，将右派分子列入监督改造对象，合称“五类分子”（即“黑五类”）。
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改释放犯”，即刑满释放的人，本来应当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利，但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或者基层领导的意愿，可以给他们继续戴上“”的帽子。虽然从1960年起，按照党的政策，对改恶从善、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分别给予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但“文革”一来，这些人大都又经受一番折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9年至1983年，对尚未摘帽的四类分子予以全部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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