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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是皖西第三医院真正的大发展时期。自然灾害结束了，生产恢复了，大别山又是姹紫嫣红，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皖西城雨后春笋般的多出了许多工厂，如机械厂、化肥厂、毛纺厂、造纸厂、拖拉机厂等，城市人口不断增加。
舒南城在5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运动中，作为一个地方资本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在皖西工商联的会议上做了几次检查。但当时的运动主要是针对党内干部，舒南城是民主人士，经陈向真书记和地委巧妙保护，没有被划到右派行列。此后，舒皖药行逐渐减退个人股份，多数并入皖西专区医药公司。到了60年代初，舒南城对皖西医药事业的贡献被重新宣扬，当选为皖西****会议副主席。此时的舒南城，已经是三世同堂儿孙绕膝，舒家老宅里差不多可以办一个托儿所，有肖卓然和舒云舒的大女儿舒蔷薇、小女儿肖豆蔻、儿子肖川芎，汪亦适和舒雨霏的龙凤双胞胎大儿子汪茯苓、小儿子汪琥珀、女儿舒银杏，郑霍山的双胞胎老大舒当归，老二郑柴胡，还有一个老小郑天麻，一共九个孩子，除了舒蔷薇已经读小学了，其他均不超过六岁。
舒南城老两口豁达，女儿们的孩子，全部放在家里，老太太说，你们都是公家的人，有大事要做，我一个老太太，闲着也是闲着，把孩子都交给我来带，也算我对革命事业帮了忙。
当初郑霍山提出让每家的第一个孩子姓舒，肖卓然和汪亦适都很反感，认为郑霍山这是曲意讨好老丈人。特别是汪亦适，那时候几年不孕，正在惶恐不安，就连自己能不能有孩子都难说，郑霍山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哪壶不开提哪壶，简直居心不良，简直用心险恶。但是后来慢慢也就想通了，舒家二老膝下无子，闺女一个个离巢嫁出，晚年势必凄凉。郑霍山这么个很没有人味的人，提出这么个想法，其实还是很有人味的。
对于给孩子取名字，最初不仅汪亦适和肖卓然对郑霍山的馊主意嗤之以鼻，舒家几姐妹都一片声讨，说这简直是胡闹，把孩子的名字都取药材了，像个什么样子？蹊跷的是，在舒家姐妹乱哄哄声讨郑霍山的时候，舒南城老先生则微笑不语，若无其事地吸他的水烟。说一次老人家没有态度，说两次老人家还是没有态度，最后大家就明白了，老人家没有态度其实就是态度，老人家默认了，看他那笑眯眯的样子，没准还赞许呢。这以后，用中药名称给孩子起名字，就成了这几家的惯例，而且多数都是郑霍山越俎代庖的。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几姐妹的肚子都相继开张了。争先恐后，就像种熟的地，不长庄稼则已，一旦播上种子，呼啦啦就长出一片了，一发不可收拾。每家平均三个，有男有女，人丁兴旺。而且看这架势，如果不关上闸门，每家再生三个五个也不是个问题。
这个时期，肖卓然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才三十五六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不仅领导医院开展业务建设得心应手，就是应付各种政治活动也是游刃有余。医院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训、业务考核和职称评定、考勤和奖罚，包括医疗方案的批准权限、大病重症会诊标准，等等。
肖卓然在大会小会上说，人民医院为人民，这不是一句空话，待病人如亲人，不能只喊口号，在我们第三医院这里，只有病大病小，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病急病缓，没有钱多钱少。只要是病人找上门来，我们第三医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收下来，我们力所能及的就由我们来治疗，我们不能治疗的，也要为他们咨询，帮助他们找到最合适的医院，帮他们找到最合适的医生。老百姓进城两眼一抹黑，看个病不知道要走多少冤枉路，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我们既不能让他们病急乱投医，也不能让他们有病没法医。
肖院长有了这个态度，第三医院就门户大开，皖西地区都知道皖西城里有个菩萨医院，菩萨医院里有个青天院长，所以到第三医院看病求医的人就要比其他医院多得多。
那时候没有公费医疗这一说，也没有实行合作医疗，国家干部和职工住院看病可以报销，农民就得自己掏腰包。在第三医院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对于患者，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能看中医的，不看西医；能院外治疗的，不住院治疗；能保守治疗的，尽量不做手术。这一切都是为了节省。有些干部病号对第三医院的做法很不满意，反正自己的医疗费是公家报销，为什么不给开好药？为什么不给开补药？为什么不让住院？
当然，有这种想法尤其是有这种说法的，在当时是极少数人。那时候提倡大公无私，厉行节约蔚然成风，对于第三医院坚持面向普通老百姓持不满态度的声音很微弱。直到几十年后，第三医院仍然保持了这个传统，从而成为江淮地区家喻户晓的平民医院。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有相当长的时间，在皖西地区后来的皖西市，除了重大隐患或疑难杂症需要汪亦适或郑霍山以及他们的学生出面操刀把脉，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如果需要小病大养或者私病公养，再抑或是开补药开特种药的事情，那是断断不会找到第三医院门下的。尽管那时候肖卓然早已不当院长了，但是他订的那套规矩还在雷打不动地执行着。
第三医院坚持底层关怀，又大包大揽地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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