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凡刚刚放下心来，事情闹出来了。主管党群的市委副书记老柳气呼呼地跑到市府办大发雷霆。什么xx不xx的？干什么吃的？xx是什么东西？堂而皇之地写在上报组织的材料上？开玩笑？有意的？什么用意？叫骂得脸红脖子粗。这柳副书记是北方人，只知道那玩意儿就是那玩意儿，怎么也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况且是用那纯正的京腔嚷着那两个字，听起来非常刺耳。
柳副书记嚷了半天，马主任还不知他嚷些什么，只顾两眼环视着在场的属员，想发现到底是谁做错了事。直到柳副书记把那材料重重地摔在桌上，很威风地走了，马主任才知道原委。他很有些态度地望着张大姐，嘴皮子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张大姐脸色早已铁青，畏畏地望着马主任，又十分恼怒地望了望汪凡。汪凡的额头上也已是汗珠如露。
七
马主任没有记上大功。当然不完全因为那两个字有什么原则问题，还因为重新整理材料已来不及，再说马主任自己也执意不让再报上去。
张大姐实在厚道，心里确实责怪汪凡，但并不把这事扯到他身上来，一个人把责任承担了。马主任事后也不怎么批评，只说了声文字上的事，应严谨些。同事们背后也有拿此作笑柄的，但也是适可而止。汪凡十分内疚。人家张大姐可是好人哪，对自己很关心，很照应。她肚里墨水不多，但在机关里，也是个女中豪杰，如今闹了这个荒唐事，面子往哪里放？
汪凡那天下班后专程到张大姐家登门拜访，道歉，说不是故意的，确实以为是那么写的，确实是因为缺乏医学知识。
张大姐一边拖地板一边说，不要紧的，马主任那个人也不会计较这些的，再说我们女同志又不想往上爬，印象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张大姐不停地拖地板，汪凡的立足之地不停地转移，这样子很不是味道，就告辞了。
回来的路上，一直想着张大姐的崇高。这不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闪光点吧？忍辱负重？相形之下，自己竟显得卑劣。为什么不向马主任坦白自己，澄清事实？明明是故意制造的恶作剧，弄得张大姐难堪，却在她面前混说不是故意的。最后决定明天上班一定向马主任深刻检讨。
次日上班，办公室气氛依旧很平和。同事们各司其职，汪凡想，还是算了，事情已过，何必再节外生枝？从此对张大姐更加有礼有节，在马主任面前更加谨小慎微。
很平静地过了几个月，办公室岗位作了小调整。张大姐不再从事文字工作，改作档案员。马主任很体贴地说，这是照顾她爱人经常在外，一个人带着小孩很辛苦，管档案清闲些。汪凡知道，在机关干部的观念中，文字工作虽然很累，却很体面，这是有一点层次的人才干得了的。张大姐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她那种失落感，汪凡隐约察觉出来了，很有愧。他真想宽慰她几句，但又怕伤别人的自尊心。
马主任依然把平和与严肃处理得很有度。一般情况下都是温和的，属员有缺点，同样不留情面地批评，却不让人感到是在责难自己，而是在爱护自己。
张大姐从此一丝不苟地整理着文书档案。没事就坐在档案室里看杂志，或望着窗外的夹竹桃。原来快嘴快舌的，现在话语也不多了。汪凡见了，很伤感，担心她长此以往，整个大活人也会变成档案的。难道是马主任有意整她吗？但又不像，一来并没有就那件事批评过她，二来调换岗位的理由也是很堂皇的，三是事后几个月才变动工作。也许这就是马主任老谋深算之处？若这样，也太忘恩负义了，没有张大姐，你还能有这么个小妻子？汪凡左思右想，认为马主任确实是照顾张大姐。这样一想，汪凡自己也轻松了些。人家张大姐可是豁达的人哪，现在不多讲话了，只是因为档案室只有她一人，同谁讲去？于是，有回见到张大姐又呆坐窗前，汪凡就调侃道：“张大姐好雅兴，宁静致远呀？”张大姐莞尔一笑：“我哪有那么深刻的思想？”看到张大姐的情绪真的很安静，汪凡放心了。
八
汪凡越来越成熟了，他写的材料马主任再也不用动大手术了，只是作个别字句的修改。后来竟经常发现马主任有些地方改动得不太妥。这说明自己已站在一个新的台阶上，可以居高临下地审视马主任的功夫了。汪凡感到很快意。但也不申辩。应维护领导的权威，这是职业道德的要求。曾经有一阵子，若发现马主任改得不太得当，口上不说，却变着法儿纠正过来。办法通常是谎称某某市长或副市长改的。只要说是某某市领导旨意，马主任绝对服从，这是他的优良品德；有几位副市长年纪都在马主任之下，但马主任对他们同样敬之又敬，似乎自己成了小字辈。汪凡对此感慨极深：这是难得的政治品质呀！当时汪凡之所以把马主任不太贴切的修改看得那么认真，不是因为固执己见，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更不是对工作高度负责，百分之百的原因是怕人见笑。后来发现从来没有人对本室的文墨功夫挑剔过。汪凡知道不是自己和同事们真理一般地正确。原来这文件、简报之类的太多了，人们早已视如儿戏，根本没有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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