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世时住在祖堂靠北面的一间,我们则住在院子北面外手的两间,中间有一间和舍头是爷爷的嫡堂兄弟家的房子。
他们不朝大院子开门,因为后院还有他们的房子。
等爷爷过世后,他家把舍头那一间拆了,又去别处造了新房。
舍头那里成了连接后面庭院的穿心弄堂。
弄堂南端的那间舍头是我的阿伯家。
阿伯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上门女婿,都是从村子往西大沙公社青岙大队出来的。
父亲姓鲍,他姓滕。
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但是他的老婆比我母亲大2岁。
按照族里的规矩,我该叫他伯父,舟山话叫“阿伯”。
这是我在村里唯一一个叫阿伯的人,也是村里最有头有脸的人。
他也是家里遭了火灾,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弟弟来村里做了上门女婿。
伯母家只养大她一个独苗,房子比我家多一点。
后院上些台阶还有几间杂房。
后门口还有一口自家挖的小水井。
那井水也能喝,小时候为了图方便也去拎过。
拎着水穿过他们的房子,往往会滴些水在房子的泥地上,从来没见他们责怪过。
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象亲姐妹家一样。
村里同辈的人叫我伯母“大阿姐”,叫我母亲“小阿姐”。
实际上她们俩的同一个祖宗要上朔7一8代。
还不如我家边上门朝后面开的那家与母亲更近,小时候都在同一桌吃饭。
父亲和阿伯之间也因为多种缘份走得比较近,过年过节都会互相邀请喝个酒,陪陪各自的客人。
阿伯读过点书,又能说会道。
穷苦出身的他有一回在公社里的大会上作忆苦思甜报告,很快出了名,入了党,评上县里的劳动模范,当上了大队书记。
那还是在60年代未期,当时搞“大社”,把原来“乐家”、“毛峙”、“伍陌岙”三个很小的公社并到一起成立乐家大队,他成了大书记。
他红火了以后,小山村也占了一些光,“小岗尖”名声响了很多。
村里人出去做事,都说是滕书记的邻居,听者都会给点面子。
阿伯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从来不为自己和村子里谋利益,反而让村子里牺性自己,想方设法帮助别的村子。
碍于他的光环,大家也不敢反对。
但有一次却遭到了在村子里当生产队长的父亲的抵制。
他要求村里把刚收上来的几百斤大豆支援比较穷的一个村子,父亲不肯,他很生气。
两人表面上从没翻过脸,两家还是那么的和好。
但村里人人都知道,他俩是互相不服气的死对头。
70年代大队规模变小,一分为五,我们缩小为只有二个小自然村的“碶头”大队,阿伯不再当大队书记。
他被抽到公社五金厂,与现在的上市公司金鹰股份董事长傅国定搭档,负责厂里的事。
那时厂子的规模还很小,在“三毛”故居边上稻田当中叫“天后宫”的寺院里,没有几台机器,进出厂子是只能容得下一辆自行车通过的田间小路。
据传两个人性格合不来,都想当老大。
后来公社又在边上开了造纸厂,就把阿伯抽去负责搞筹建。
筹建班子中有一个老干部,当过小公社时“乐家”公社的社长,都叫他乐社长。
传闻两个人又闹了矛盾。
干了一年多,正好逄上大队扩并,“碶头”和“烟墩”合并成立海丰大队。
他又调回来当大队书记。
跟着他在造纸厂当临时工的小女儿“阿毛”也回到了村里,负责放养她家买来不久的一只小水牛。
那时我家里也养了二头牛,还有几十只鸭。
俩人放牛时还时常在一块聊天,感觉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好象蛮懂“事”。
阿伯在厂里管过事以后,眼界开阔了很多。
再一次当大队书记,他把精力重点化在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上。
先是买了一只比原来我们村子里要更大一点的运输船,取名“海丰二号”,做大运输业。
再是利用沿海贝壳资源,开了一家石灰厂。
当时农民、渔民手头有了点闲钱,开始大批造新房,石灰需求量增加,生意很好,买石灰要预定。
负责厂子的父亲每天忙得很晚。
原先队里一只近海涨网的小机帆船也改变了单一的涨网作业,做起了海蜇捕捞。
在契门口开起了海蜇加工厂,也允许村民批量优惠购买新鲜海蜇自己制作,作为副业收入。
记得父亲有一次把整船海蜇买来,用传统制法制作了大量的海蜇头、海蜇皮,装满了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吃不完叫大哥到处去卖。
有一阵子还在海塗靠近海边养了一长排紫菜,收上来用原先凉晒蕃薯干的竹席晒干出售,那紫菜的味道也很地道。
还买了一些桃子和桔子的树苗,裁种在村口的坡地上。
专门请了公社的农技人员指导裁种。
正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传出了关于他和大队妇女主任的一些闲言碎语。
一开始伯母去公社里闹,因为没有证据没得结果。
阿伯开始不回家,住大队部。
伯母就去大队部吵闹。
后来他就干脆下到运输船上去,大队书记也不干了,说是让位给年轻人。
若干年以后,大队所有的财产都作价卖给个人。
村子里二户人家买下了二只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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