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阮元听着此人之言，更加不解之处，却是在于先前一句。
“卧虎藏龙……此人为何要用这样的词语称赞于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是词不达意之人啊？卧虎藏龙……龙？难道……”
想到这里，阮元却仍是克制，便即答道：“这位生员，方才其他生员向我提问时，都说了自己姓名，可不知为何，你方才只提了问题，姓名还没说呢。也罢，这个问题我先与你解释一番便是，这六百多卷刻版，并非只有宋本《十三经注疏》一套，后二百卷，乃是我早年抚浙之时，与浙江学生幕友一并刊刻的《校勘记》，有经有校，这书方才全了，你却以为如何？”
“是吗，哈哈，看起来阮大人真是不畏世俗，不避流言之人啊？后学桐城方升，见过大人了。”这方升之语在阮元听来，仍是颇觉诡异，只觉得他并非真心与自己辩论，却是一直在用各种不当文词，在改变府学中的论道气氛。“阮大人，那后学可否这样理解，这套《十三经注疏》若是刻成了，日后流传下来的，并不是只有古圣前贤的十三部经典，与之一并传世的，可还有阮大人的校记啊。阮大人，这比附圣贤之术，您果然是得心应手啊。如此刻印古籍，只怕百年之后，大人这校记，也就可以与十三经并称，成为这千载流传的第十四经了吧？”
果然，方升此言一出，台下学生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而阮元自然清楚，方升之意便是要造成错觉，使学生以为自己刻书并非为了圣贤之道，为了帮后世学人慎择善本，相反，自己刊刻古籍，只是为了沽名钓誉，借刻书之事妄求与古之先贤同辉罢了。
但即便如此，有了王鼎先前进言，阮元自也清楚府学中有如此作想之人，这次前来，也已然做好了准备，便即对方升答道：“方生员，桐城方氏，百年书香人家，倒是我阮元自惭形秽了。你这个问题问得不错，十三经是圣贤经典，既然我阮元之意在于广择善本，以彰显圣贤之道，那我何必将这校记一并刻上呢？可各位反过来想想，若是我等果然要寻得一部十三经善本，那这校记，本就是不可或缺之物啊？这经籍流变，各位或许尚不清楚，十三经最为高古之正本，不在书籍之上，而是在于西安府唐朝流传下来的《开成石经》。而刻本十三经，眼下可见最为精古者是南宋之人编刻。各位应当知道，南宋文人刻书，可是很难看到西安石经的啊？这十三经刻本与正本，自此南北殊途，却也可惜。直到国朝蒋衡写经，十三经正本之事方才被人重新提及。阮某不才，入仕之时便即得高宗皇帝授职，校勘开成古经，自然也清楚即便是宋人古本，犹有不足，而且阮某虽言此书刊刻，大端在于宋本，可之后的明本呢？确实，明本多有妄改古经之处，可明本也并非一无是处啊？既然如此，难道这宋本十三经，便果真是一字不可更易之善本了吗？不是！相反，为求善本，我等不当囿于古本，不当唯宋是尊，亦不当唯唐、唯明是尊，而是应该兼取众本之所长，遍观众本之所异，如此，方是‘博学而算’，方才合了先贤曾子之本意！是以我这次修书，以宋本为根本，却又兼之以唐之石经、明之汲古，便是日本国传入中土之足利本，有所长者，亦可取之！如此，则国朝自有国朝之善本，又何必唯宋是尊，唯明是从呢？”阮元所言“明之汲古”，指的乃是明末刻书大家毛晋所立汲古阁，其经史各本亦多有可称道之处，只是十三经一道，相较于彼时宋本，汲古阁本不免有些粗疏而已。这时台下诸生听着阮元之语，只觉阮元虽精于古事，然究其根本，乃是为今人所用，希望今人更进一步，以胜古人，自是精神振奋，先前对阮元的怀疑，也已经消去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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