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也知道陈文述言下之意，是以并无斥责之语，反而对他问道：“文述，朱夫子所言《四子书》之辨，你可知晓，若是知道，便说来与大家听听？”
陈文述道：“这……学生却也是知道的，朱子曾言，先王之道，自孔圣人传于曾子，由曾子传于子思，子思再传孟子，孟子之下，先王之道遂绝。是以朱子将圣人所言《论语》，曾子所著《大学》，子思所著《中庸》，与《孟子》一书并立，合为《四子书》，以示先王之道，一脉相传之义。”所谓《四子书》即今所言《四书》，阮元之下诸生听了陈文述这番解释，自也连连点头称赞。
阮元点头道：“你所言不差，朱子编定《四书》之理，就在于此。但你方才也已将其中传承之由，一一说出了啊？曾子经先师授业，乃是先王之道的集大成之人，那曾子言行，无论载于何处，都应该被我等了解、修习才是。这《大学》是曾子论道之言，《曾子》十篇同样是曾子论道之言，又何必强分高下呢？只是其中有一点，我见解却与你不同，这先王之道，孟子之下犹有传承，许郑之言，亦是儒家正宗，切不可学了朱子，就忘了许子、郑康成和孔宪公的言行啊。”
说到这里，阮元也对其他诸生道：“各位，我清楚，大家平日学习经术之道，也是以《四书五经》为根本，这《曾子》十篇，不见于《四书五经》之内，甚至《十三经》中亦无其名，是以各位平日，用功稍欠了些，也是常事。但正如我之前所言，既然曾子得先王之道，那这曾子十篇，修习起来自是有益而无害。那么曾子所言治学之道，又是如何？曾子开篇即言‘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由此可见，这学习之道，第一便是要博学，要通各家之言，多所采取，方得成学。各位之中，多有八股做得平平之人，若是换了其他学政，只恐不会取录各位。但我看来，各位八股虽不见长，却也已对圣贤之道，有了足够了解，在此之外，多择专长而修习，自然是成学立业之道，诗赋者，兴观群怨之精要，算学者，儒家六艺之根本，治史者，《春秋》大义之承继，舆地之学，实出于《禹贡》，碑版之学，对阐发先王之道，亦不无裨益。是以各位凡有一技之长者，我悉与取录。但各位也无需多虑，我取录各位之时，各位经术之道，我亦知悉，今日在坐各位，经术的功底，也是我认可的。却不是唯求末节，而忘了根本，各位可要记住了。”阮元这番话，既是告诉那些质疑自己之人，自己选才，基础仍是儒家经典，也是告诉各位学生，不要因出身不同而相互歧视，是以下面学生听了，也连连点头称是。
阮元见下面各人对自己已有认可，又道：“方才我已说过，曾子治学之言，第一在于博学，可这博学，却不是博而不精、博而不通，更不是劝各位用所谓的‘博学’来自炫多才的。这博学之后，便当有所取舍，有所专精，切不可因博学而自满不前。曾子开篇又言：‘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弗与也。君子多知而择焉，博学而算焉，多言而慎焉’。这一番话，便是要告诉各位，博学之后，当通观诸家之言，为己所用，切不可不知取舍，人云亦云，若是不知选择，不分所学之优劣，便又是违了圣人之道了。”
曾子所言“博学而算”，便是希望学生博学之后，当在诸多学说之中有所取舍，颇有今日所言“独立思考”的意味。是以学生们听了阮元阐述，也都连声称赞。
“老师所言不错，只是……”一旁的端木国瑚忽然问道：“老师教我等经典，多言许郑与国朝汉学诸儒。可学生看来，这汉学修习，实在是件耗时耗力，却又不为人理解之事。老师总是说，研究先王之道，便应自经典、注疏入手，刻苦钻研，方得其道。可在不知所以然的外人看来，我等也只是些埋首经籍，不问世务的俗儒罢了。倒不如那研习理学心学之人，动辄长篇大论，反显得有才学呢。学生……学生也不是说这汉学之道不对，只是辛苦学习，却不为人知，心中……心中也实在有些不平。”
端木国瑚一边说着，一边也担心阮元听了，会指斥他不学无术，可话一说完，抬起头看阮元时，却只见阮元神色温和，绝无责怪之意。阮元想了一想，答道：“子彝，你有此疑问，也是常事，想来在座各位，多半心中所想，也和子彝一般，是吧？也好，今日我便讲讲，我对这儒经注疏之事的看法。子彝说的是，明末俗儒，多有空谈心性，连日长篇大论而炫人耳目之人，可明末天下丧乱，民不聊生，这些俗儒空言的心性，有有何作用？他们一边以圣人弟子自居，一边所作所为，却全然不和圣人本意，这样的前明，能不覆亡下来吗？是以亭林先生、梨洲先生眼见天下易代，深有所感，方知读书做官，但凡行事，全在一个‘实’字，做官要‘实’，便应留心细务，熟知自己分内之事。读书要‘实’，便应深究圣人微言之本意，方能承继圣人之道。不读汉唐注疏，不知《说文》之释字，又如何知圣人之言，其原意是什么呢？若不知圣人心意，空言理欲之辨，心性之言，便是失了正道，妄出己意，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这天下焉有不乱之理？至于做学问，也当追求一个‘实’字，由此，山形水系之变迁，金石碑版之著录，无一不当研习，方能识史籍之真伪，明地形之变化。若著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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