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属于成功者的，然而成功者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碾压在历史车轮下的绝大多数人是苦不堪言的平民百姓。元代张养浩在一首《潼关怀古》里感叹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一声叹息有千钧之力，道出了几千年来贫苦大众在历史中的悲惨命运。中国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无数，豪言壮语无数，然而真正为贫苦百姓计者寥寥无几。而墨子恰是无数人中真正关心平民命运的少数人。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火纷飞的年代，墨子不畏艰险，游历于各国之间，宣扬墨家思想。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在众多优秀的学说面前，墨家何以与儒家一起成为“显学”呢？原因就在于，墨家学说代表了万千贫苦百姓的利益。
人们都知道墨子“兼爱”、“非攻”的主张，但也许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统治策略。必须承认，它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但在墨子，这远不止是手段，它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哲人的社会理想。
一个人的出身和成长经历对他的人生选择往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墨子祖上虽为宗族，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墨氏子孙早已成为躬耕田亩的平民百姓。墨子本人就是一个善造器械的工匠，年少的墨子放过牧，做过木工，尝尽了下层百姓的艰辛。孔子、老子的出身并不高贵，但至少不是寻常百姓。而墨子却实实在在出生在贫苦农民之家，他目睹了劳苦大众凄惨的生活，深知平民的所思所想。他了解平民，更以平民自居，他毫不顾忌地自称“鄙人”，有人称他为“布衣之士”，他也欣然接受。他是站在高处的哲人，但不是普通百姓遥不可及的圣人，而是天下无数平民中的一员。
同样出身贫苦，许多人一朝飞黄腾达便全然忘记下层社会的苦痛，甚至极力避免提到自己的身世。可贵的是，墨子从来没有产生过脱离下层，进入上层社会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一生致力于解救困境中的下层民众。
滚滚黄河和巍巍黛眉山限制了墨子的视野，墨子深知，要想为千千万万平民谋福，必须走出高山大河，广学知识于天下。数年后，游遍中华大地的墨子回到了故乡，开始了黛眉山上多年的隐修生活。这期间，墨子遍览各国文献典籍，熟读各家兵法，苦练剑术和格斗。
墨子将自己看做天下贫苦小生产者的代表，他的言行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平民情结。墨子的生活从来俭朴，一身短衣草鞋，与农民无异。据记载，墨子及其弟子几百人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状如苦行僧。墨家子弟生活清苦，并非因为他们没有丰衣足食的条件。越王曾经以五百里土地为赏赐请墨子到越国为官，被墨子拒绝。
当然，墨子的平民情结更主要地体现在他的思想主张上。兼爱、非攻的主张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有多少人悉心体悟过这些口号之下的一颗赤诚之心呢？“爱民如子”之说其实早就为历代有识之士所提倡，但那只是为巩固统治所做的打算，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利民。而墨子的兼爱思想却独独以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含了一种区别对待的思想；而墨子的兼爱倡导的是不分等级远近、亲疏高下地爱天下所有人，“爱人若爱其身”。墨子执著于兼爱思想，甚至认为，现实社会之所以会有恃强凌弱之事发生，正是因为人们互不相爱。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墨子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兼爱思想的影响下，他很自然地提出了“非攻”的主张。
墨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还包括“尚同尚贤”、“节葬节用”。尚同尚贤要求天子与百姓上下一心，共同归于天志，实行义政。天子应为国中贤者，而且能够不拘出身，任用贤能之人为官吏，“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上层统治者的生活向来铺张奢侈，其挥霍的资本却是劳苦大众的税赋，对此，墨子十分强调节用节葬。他极力抨击王侯将相之家的奢侈浪费，他认为君主、贵族应效仿古时的三代圣王，保持俭朴清廉的生活。墨子不仅要求平等的生存条件，也要求平等的死亡待遇。他反对儒家的久丧厚葬之礼，提出“衣三领”、“棺三寸”、“生者毋久丧用哀”的丧葬之法。
墨子的主张里有一条十分特别，即“非乐”，反对音乐等一切艺术。之所以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是因为墨子认为艺术虽好，但是会使人沉溺其中，百姓耽之则影响耕种纺织，君臣耽之则妨碍处理政务，既不合圣王行事原则，也不合人民的利益。这个主张可以说将墨子骨子里的平民性格暴露无遗。
古代百姓长期处于无力反抗的卑下地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总是寄托于鬼神，墨子作为一个平民同样有着这种天真朴素的信念。他在主张理性的同时坚信鬼神的存在，因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而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在墨子的观念中，鬼神能够辨别善恶，具有赏善罚暴的威慑作用。
墨子一生都在宣扬他的平民理想，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太过乌托邦，没有哪一个追求霸主地位的诸侯国给他提供施行这些主张的空间，墨子的理想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失败不是可耻，在众人皆争夺利益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不求私利，唯求为天下之人谋利的墨子，多少使一个刀光剑影、横尸遍野的时代有了一点暖意。墨子心系天下最苦之人，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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