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后，若敖也去世了，熊坎继立，称为霄敖。六年卒，熊眴继立，是为蚡冒。蚡冒死后，其弟熊通杀死了他的儿子，篡夺了王位。熊通上位后，自立为楚武王。楚国此时已经在若敖、蚡冒的励精图治下发展多年，兵强马壮。楚武王接手的可以说是一个冉冉兴起的南方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一统江南的资本。武王对内进行政治治理，对外进行征讨，不断拓宽疆土，使楚国得以进一步强盛。在其长达51年的执政时间里，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算久的一名君主了，此时的楚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奠定了春秋大国的基础。
楚武王接手楚国的时代，对于各个诸侯国而言，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周朝由盛转衰，对诸侯的控制力度逐渐削弱，诸侯国可以伺机发展壮大自己，甚至从周王朝那里占得便宜。然而，各个国家因为地利、人和等因素不同导致了彼此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身为国君者绝不敢掉以轻心，带领国家在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艰难地求生存、谋发展。
各国内部也不平静，国家的发展扩张会带来相应的权力分化，利益分配的不均导致内部矛盾的滋生，当矛盾无法调解时，就会发生亲族残杀的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权与利的洗牌和再分配。代价就是国家在激烈的内耗中动荡不安、停滞不前。例如：晋国五侯被弑；鲁国，公子翚弑鲁隐公；郑国，庄公克段于鄢；齐国，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三人弑齐襄公。
反观楚国，内部政治局面相对稳定，楚武王权力集中，手下亦有能人襄助，在经济文化方面发展平稳。外部扩张并不激进急躁，充分消化占领的版图，使其真正成为生产力的有效构成部分。
至于“武”这一名号，《谥法解》中说道：“刚彊直理曰武。”充分体现了楚武王的个性特点和执政风格。这一封号并非受赐于周天子，而是武王自封。武王三十四年，楚国兵进随国。之所以选择随国，原因有三：一是随国在楚国周边小国中实力较强，攻下随国，可以对其他小国形成威慑；二是随国骄傲自大，引诱其炫耀武力，可以让周边小国感到不安，形成离间效果，便于日后楚国对它们的拉拢蚕食；三是随国也属姬姓，打击随国，就是灭周朝威风。
当楚国大军逼近随国时，随国派其少师来与武王谈判，申辩自己并无罪过。楚王回应，言楚国意在为安定中原略尽绵薄之意，希望随国国君可以在周天子前请托，为楚王谋求封号，随国少师允诺，楚王随即退兵。少师回国后，以楚军队形散乱、军容不整为由，力劝随君追击，大臣季梁劝阻道：“楚国正值天命相向，军容混乱乃是诱敌之策，王侯何必心急？小国能够抵挡大国，在于小国有道而大国无行。有道指忠于民而信于神。朝堂之人，心念百姓；祭祀巫使，名正言顺。然而如今百姓冻馁，巫使胡言，国家如何得以成事？”
随君问道：“用于祭祀的牛羊肥壮质优，谷物丰富，如何不是忠信呢？”季梁对曰：“民为神之主，古之贤君皆以民为先，随后乃顾神灵，祭祀时说‘牛羊肥壮’意为百姓富庶；说‘谷物饱满’意为无灾无祸；说‘酒甜而美’意为人心无邪。但现在人心丧乱，神灵无主，纵使君王富有，何福之有？君侯若修明政治、促进和睦、亲善友邦，方可避祸啊。”随君采纳了谏言，没有追击楚君，内修政治，外铸国防，楚国短期内也未敢再犯。但是随国国君的请托被周天子严厉拒绝，楚王愿望落空，愤懑之下，自尊为王，称号曰“武”。
然而楚国的称霸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在沈鹿举行会盟，在周边国家中，只有随国与黄国没有来。武王一方面派薳章去谴责黄国，另一方面出兵亲征伐随。随君不听良将忠言，反而采纳少师浅薄之语，贸然出兵。楚、随二国会战于汉、淮之间，随军大败，国君溃逃，少师遭俘，不得不罢战求和，与楚国签订城下之盟。经此，楚国名动四方。
一年之后，巴国遣使来到，言愿帮助楚国结识邓国，希望借此能和楚国通好。楚国于是派使者和巴国使节一同赴邓。然而在邓国境内竟然遭到劫杀，二人均遭毒手。楚国问责，邓国推托不肯认错。于是楚国联合巴国共同发兵，攻击邓国。邓军三次进击巴军皆不得手，楚军将领大夫斗廉将楚军匿于巴军之列，诈败引诱邓军追击，待其孤军深入后合围，邓军不敌。
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楚国又挫败了郧、随、绞、州、蓼五个小国合力攻打自己的阴谋。屈瑕、斗廉二人，在未将局势报予楚王、没有请求援军的情况下，兵分两路，前者抵御四国联军，后者突袭郧国都城，大获全胜，并成功与贰国和轸国缔结盟约。次年，为报复绞国，楚国讨伐绞国，利用绞国急躁轻浮、贪图小利的心态，采用诱敌策略，攻破了绞国的城池。
但是楚国的胜利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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