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各分场把一些干部家属组织起来，成立副业队。经营项目有小买部（如米干店、酒店）、养猪、种甘蔗、水果、酿酒等。后来又调来十几名工人，总共二十多人。前任队长因损公肥私，被撤职，就派我去任队长。
那位女党员叫屈嫦娥（湘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能干，办事风风火火，有股男子汉劲头。她负责全队政治思想工作及养猪，我抓全盘。我与她商量人员分工，安排好各专项作业组人员和负责人，制定好工作制度和工作职责，就“开张”了。
副业队是为搞多种经营而设立的，除了养猪、酿酒，后来又养鸭子、种饲料、甘蔗等。这些都能盈利，尤其是酿酒盈利最大。酿酒只有一名工人，加上我，俩人没日没夜沉在酿酒间，费了最大心血，酿出的酒质量好、销路畅。第一年养鸭没赚到钱，只收回本钱。主要是小鸭买回来后没有打预防针，前后死亡许多，到“四清”时，我作了检讨。
后来上头说，“分场搞副业政策不允许”，办了一年多就撤销了副业队。接着我被调去农场学校当校长。
张平生是我三哥张学熙的长子，平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一九四八年九月间，由其父母从姚县送回文山县，刚好满月，父亲就回反动驻北京傅将军的部队去了。1950年张平生已经二岁了，他母亲想想老公已去岛省，一家无法团聚，于是回了姚县娘家改嫁他人，平生由我母亲抚养。一九五七年八月，我母亲去了岛省大哥三哥那里，他就由三姑姑抚养。三姑姑在农村，人多、吃粮紧张，一九六一年宗弟夫妇来边疆我处，把平生也带来了，那时他十三岁。
从此，我夫妇就担负起抚养平生的重任，我们安排他毕业，又送他几乎是半工半读，三年几乎有二年是劳动，而且吃不饱（每人每月二十五斤粮食）。吃“红锅菜”（没油的菜）下饭，缺乏营养，身体发育受到影响，招生就常给他一些钱让他去馆子里买点好吃的。
他每次回到农场家里，虽没什么好吃的，但饭是可吃个饱，返回学校时，给他带一包腌菜（这些腌菜是他婶婶用食堂的下脚料——包心菜茎，去皮晒干，加上辣椒、茴香腌制而成，吃起来松脆可口），有时去米干店买些肉杂碎，炒好给平生带回学校，有时把烤干的罗非鱼加上水豆豉，拌上猪油、味精、酱油、食盐、辣椒粉，蒸熟后也是上等的美味。
艰苦的学校生活使平生渐渐感到厌倦。以前他一回到家，总是有说不完的马路新闻，或开心地逗妹妹弟弟玩，现在到了家就是睡觉，也少言寡语。虽然我们在生活上尽可能让他吃好些，劝他安心读书，但他也许对学习不感兴趣，越来越讨厌学校生活，不想去念书了。
一天，他突然向婶婶提出要回来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去读书！我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在意，口头上劝他好好学习。有一天，他真的把被子等生活用品都背了回来，表示坚决不去念书了！
我看了很生气，发脾气骂了起来。我夫妇后来又和他谈了几次，他就是不去学校。招生反复耐心地教导他，但就是听不进。
平生有点倔强性格，好说歹说还是不肯去念书。招生急得难过地掉下了眼泪，几乎是求他“老爷”了，平生这才背起铺盖重返学校。我去了学校几次，找到他的班主任杨老师了解情况，请他多关照。后来杨老师带平生一直到初中毕业。
一九六四年秋，地方上要招收新老师，从农场选招，我的战友蒙义昌（已调孟那总场工会工作）他推荐平生去应聘教书。经考试合格，平生被录取了，他分配到离边境只有20公里的孟伴乡中心小学当小孩王。一九六五年，景市师范招生（以少数民族为主，也招汉族），蒙义昌介绍要平生去考，我连去几封信，要他去应试，却没有回信。
那时侄子离我工作的地方有60多公里的茶马古道，没有公路，人们出行只能步行，要走十个小时才能到达，沿路都是原始森林，常有猛兽出没，老百姓从孟伴乡来县城，都要带着猎枪才安全。我也忙，没时间去看他。平生平时每年暑假都会回来看望我们，一家人只有暑假和寒假时才能团聚。
一九六六年八月，暑期没看到平生回来休假，我们很挂念他。有一次我在县城遇到平生原班主任老杨（他已调到瑶区中心小学负责），他告诉我，张平生已在孟伴结了婚，所以他不敢回来。
我听了大吃一惊，怎么就结了婚？这么大的事竟瞒着我们，真气死我也！我连声骂道：“不成器的东西！终生大事不该如此草率，不考虑长远……”也许平生知道我们会反对、会挨骂，一年多不敢回来见我们，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全县老师都集中在县城小学理论学习，才见到他。
那时从我住的地方到平生工作的孟伴小学没有通公路，需翻山越岭走60多公里山路，交通实在不方便。由于他离我们太远，回来一次要走一两天山路才能到达，单身一人回来要穿越茫茫原始森林，沿途常有老虎、豹子、黑熊、野象、毒蛇出没，非常不安全，所以我们也劝他一定要结伴回来。
平生在这样偏远的学校工作，平时生活过于单调，举目无亲，形影相吊，想想自己的身世，沧然涕下……。后来他岳父岳母（傣族）看他聪明憨厚，能进教室教书、能下河抓鱼、还能上山打猎，能文能武，是个好小伙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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