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即卸货，把那捆特别的布包抱到会计办公室，当着会计面抖落出那些“国库”。在场的场长、书记、干部都惊呆了：一个人取这么多钱回来？
“你老张真是英雄虎胆啊！”黄会计睁大眼睛说。
场长接过话茬：“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我们好派人带枪来接啊。”场长也许忘了，场里就没装电话，他自知失言，连声说：“辛苦你了，一个人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真不容易。”
这是我生平“演”的第一次冒险戏，只能演一次。当年孔明的空城计也只演过一次，再演就会露馅。
孟远山大石头多，能开垦的荒山太少，一二年下来，能开垦的都开出来了。但要形成一个大农场，就不合适了，毕竟这里可扩展的地盘太小，加上吃粮困难，大部分劳动力投入挑粮食，耽误搞生产，经济成本太高。这里全是石灰岩，如果能在这里建个水泥厂，那真是最理想的地方，一定会富甲一方。
如此矛盾，县委王书记又来动员再向南搬迁至孟那县各乡。
孟那县驻军早几年办了几个“军垦农场”，没形成气候，后来分了一些湘省支边工人在那里打基础，也没形成规模。于是我们大批人员迁往军垦农场把他们合并了，原来的孟远农场只作为一个作业区保留着。
孟那县是勐巴拉西州最南边的一个县，也是大陆最南端的一个边境县，县城离老挝边境只有30多公里，县城所在地有一个150多平方公里的高原盆地，地势平坦，粮田万倾，南拉河由北向南穿过大盆地，养育了这里四五万傣族、哈尼族人民，盆地边缘是连绵不断、低矮葱茏的丘陵，丘陵一直延续到和老挝的边境上。热带雨林原始森林覆盖全境，是个大面积种植橡胶的好地方！
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我们大搬家到了新址——孟那农场永春分场。永春分场离孟那县城还有七、八公里，场长就是军垦农场的“开国元勋”王三海（后任党委书记）。场部建在一块平坦的山坡上，旁边有几棵硕大的榕树，遮天日，树冠延绵数十米。
新场各连队分布在南腊河东面沿河一带丘陵山间。这里地处南腊河谷，地势较为平坦开阔，丘陵连绵不断，是种橡胶的好地方。由场部向北依次建立一、二、三、四、五、六队，全分场逶迤十几公里。
我们那个队编为第三队，人马照旧，支书是邹笃顺，队长是我，连队就建在一块草坡地上。我们在地上栽十几个树叉和柱子，架上横梁、椽子，四周钉上间隔一尺多的竹条，用稻草和上稀泥挂在竹条上，抹平一下就当墙壁，最后盖上草排（草排，一种编织好的用于盖房的草），一栋草房就建好了。每个房间用泥土稻草墙隔开，高不过六尺，每间大约十四平方米，就是各户居室了。
三队与二队之间是一大片荒芜的湿地，种水稻很理想。于是我们铲草烧荒，挖沟排水，再深翻爆晒，以备来年春耕，解决粮荒，是全场的重要任务。一、二、四、五、六队负责砍新坝、开梯田，为种橡胶做准备。
我们住的地方也许地势太低，到了雨季，天天下雨，室内成了“水牢”，湿气太重，日久天长，工人们普遍患风湿病，我的关节炎也发作了，疼得下不了床，行走困难，但不能小病大养呀，就撑个拐棍上班。
第二年水稻大丰收，但天天下雨，新谷上场，无法凉晒，谷子都堆放在各家各户，地上水气重，许多谷子发了芽，即使房前屋后挖沟排水也无济于事，场部干部也只有干瞪眼。这年损失太大，以我三队为最。
由于我们都是外省人，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各队犯病的人激增，场部卫生站人员经常下到连队巡回治病，一时也难凑效。原因一是缺乏营养，二是湿气太重，两者诱发许多疾病，现在自然灾害多，物质匮乏，生活非常艰苦，大家都在努力改善生活。
场长王三海是个“现实”主义者，有远见卓识。为改善职工的生活，他立马动员各队大种水稻、红薯、苞谷，大养猪，大养鱼。号召全场干部职工，机耕改土，造水平梯田，多打粮食，他蹲点二队搞实验，一天到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挥何处挖鱼塘，何处种红薯，又到我三队坐阵，督促挖鱼塘、建猪栏，及时种下红薯、苞谷。勐巴拉西气温高、湿度大，虽是八月份下种，仍能收获。
老场长整日在工地，日晒夜露地督促拖拉机翻土或筑坝，饿了就吃工人送来的食堂“饭菜”，他有严重的胃病，吃不了多少。工人回去休息了，他仍守着拖拉机手不停地耕地、挖鱼塘，累了就靠在田埂上坐一会儿。一、二个月没命地干，别人劝他回去，他总放心不下工地建设，认为要抢时间，无人可替代得了，直到样板机耕地、鱼塘、猪圈全部完工了，他才拖着极度疲乏、瘦弱的身子回到场部。
老场长考虑长远，为全场职工谋幸福。他派人去学养猪，学先进的饲养方法，又派人去学养鱼，学习繁殖、速生、速长新技术。他为工人和农场的长远利益操碎了心。他常说：“国家把这么多的工人交给我，我不能不负责任啊！”
翌年，粮食多了（国家规定三年内农场粮食要自给一半），鱼也多了，职工生活得到大大改善。每个生产队都有许多鱼塘，二队、三队最多，三队的水田还可充分利用孟那水渠长流水养鱼。我们养的鱼主要是瞿国进口的热带鱼——罗非鱼。这种鱼繁殖力强，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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