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假日，我们俩都去景市街上走走，来回十几里路。那时物资紧缺，加上农场人多，交通不便，内地的东西运不来，东西更显得缺乏。只要是吃的，贵也得买。饭馆里没有肉卖，偶尔有点杂碎，早被“近水楼台”的人抢了先。在街上傣族摆了许多小吃摊点，傣族在米干或饵块里加些着料，涮上鸡汤，味道也挺鲜美。
有时我们也买些生米干、饵块、姜葱、辣椒及水果之类，回去慢慢享用，礼拜天大多都这样度过。大家都没有私人小灶，要加工就到公家伙房里烧热一下。那时生活艰苦，只要有粗菜（野菜）淡饭吃饱肚子，就是上等生活了。
环境能培养人的品格、磨练人的毅志，锻炼人随遇而安，保持良好心态，冷静面对现实生活，不气馁、不消沉，积极进取的性格，并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
南诏省农垦总局为适应橡胶大发展的要求，农垦总局决定大部分干部职工转向孟那县方向发展。我们向新垦区进军之前，早在1958年已有不少先遣拓荒者向更远的孟那、孟润、孟满以及澜沧江南岸进军，我们是后续的开拓者。
1959年秋，我们离开了广宾农场，分配到孟那县勐西乡建设新农场。分场场长马沅俊、书记许明、计工员兼出纳普治，我为会计，邹招生为保管员，共五人，一辆载重卡车把人和东西拉到了勐西，新场就取名为国营勐西分场。
场部（乡级）就建在勐西乡上级旁一块较大的平地上。这原是傣族人放牛的草地，现在成了国营勐西分场驻地，牛是放不成了。
来到此地，白手起家，首先搭建临时泥巴茅草房，再开始搞生产。感谢区委书记杨诚（也是部队转业的）大力支持，一二个星期就帮我们盖起了一幢毛草屋，我们从傣家竹楼搬入了“新屋”。不久又来了二位干部：生产办公室主任杨某、技术员李某。接着孟旺农场撤并人员并入我场，总共五十来人，不久又被植物园要去二十几个。工人没房子住，就搬到五里远的傣族城子村去住，那里准备建一个苗圃基地，场部干部都往那里挪动，只好住在傣族家，留一人看守场部。
苗圃地建在罗梭江边一大块冲积平地上，有百十来亩，是个荒草滩涂，土质略带沙性，下层是腐殖质泥土，是个理想的苗圃地。
为了抓节令，干部们没日没夜在那里苦干，食堂就利用村里早遗弃的“公社食堂”。工人干部早出晚归，几乎是军事化生活，“日未出而已作，日已没尚未归”，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我忙着采购材料、调运种籽。
平时我身上背个行军袋，里面装的是全场的账本、现金。天天袋不离身，身不离袋。后来觉得太麻烦，就建议袋子由招生来保管，这袋子里都是钱啊，万一丢了，责任重大！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怕出事。那时民俗民风淳朴，她天天背着钱袋子，真幸运没出事。
工程在紧张的日子里逐渐完工。工人们几乎都吃住在苗圃地，吃的饭都是由我和炊事员、卫生员送到工地。勐巴拉西入冬后进入旱季，天气晴好，但有时小河涨水至胸口，我们就把饭菜顶在头上涉水过去，有几次差点连人带饭被冲走。
傣族寨子里的村长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用楠竹扎成一个大筏子，来往摆渡就方便多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傣族村长。种籽已下播，留下技术员和一部分工人在那里照管着苗圃，其他人马撤回原地。
在城子村住了二个来月，我夫妇和其它四五人，住在村里的一个没有隔开的粮仓内。男女都住在一起，招生晚上都“全包裹”着，不便脱衣服睡觉，真是受罪，更无法洗澡、换洗衣服，身上脏兮兮的，不得已，都到江里去打扫“卫生”。
我夫妇鼓起勇气，也学傣族，到江里去洗澡，我们每次总是走到没有人来往的上游处，脱去衣服，赤条条洗个痛快。那时小孩还没有出世，招生挺着个大肚子蹲在水中洗澡，满身清爽。以后每天都去江里洗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后来回到场部住，在家里也只能是用盆子全身擦一把就是了。一年到头洗冷水浴，炼就了我们的筋骨。回想那年代的情景，至今仍觉得可笑，条件有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算回归自然吧。
农场初建，连办公桌、凳都是向乡里借来的，感谢当地乡党委各方面给予的支持，直到农场撤往孟远时才归还。
当时各家各户更是四壁空荡，连一条板凳也不曾有。我在傣族家买来一节大竹筒，将两面削平，当凳子用，这东西容易滚动，一不小心人就坐在地上，招生和小孩常跌成一堆。后来在食堂旁边草丛里发现一块四面较平的大石头，我就搬回家当凳子坐，白天放在门口坐，晚上搬到屋里坐，虽是石头凳，小孩总可以坐得安稳，然而石头重，不便频繁搬动。
有一次在木工厂遇到一个豫章省老乡，常来常往，也就熟习了，我请他帮我做个小凳子，他把四块小木板用钉子钉牢，凳子就做好了，有了这个轻便的凳子，搬动就方便多了。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我还主动向公家交了五角钱，小凳子算是我们家第一件家具，一直带到永春农场。
1960年，国家从湘省祁县、阳县动员万余名农民来支援边疆，大部分人分在景市农场，少部分分到孟那农场，我场接纳了一百多人，场部就那么几个人，整天忙得团团转。后来在通往孟那的公路两边，定了两个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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