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想用政策来教育他们，用自己的真情来感化他们，使他们去恶扬善，吐故纳新，重新回到人民中间。一天到晚我与他们形影不离，同吃同睡，发现问题耐心解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一个人民大军战士的品格魅力来感召他们。半个多月过去了，组织纪律都不错，我心里挺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的深入和思想问题的暴露，我善良的愿望化做了泡影。
我们和起义人员住在北郊场。北郊场原是反动的军营，由东、西两部分组成。都是低矮的营房，干打垒的土墙，东西两大营区，空荡荡的。西郊场军官睡的铺有床板，东郊场士兵睡的没有床板。我们工作人员都睡地铺。每个人发一块六尺长的白布，做床垫，一块一米见方的白布包自己的衣物，当作枕头，实行供给制，没有零花钱，吃的是大锅饭。
一天，一个工作人员的包袱突然不见了，后又有人反映包袱里的衣服、胶鞋也不翼而飞。大队保卫科查了几天没有结果。过了几天，我包袱里的胶鞋也“飞掉”了。我找士兵了解情况，一个士兵小声说：“可能是有人偷去换大烟、换酒喝去了。”夜里我们干部站岗，这本来是为起义人员的安全着想，但有人造谣说：“是大军防止起义人员逃跑。”还散布说：“大军夜里把起义人员拉去枪毙了”，“大军用枪打人，大军罚跪、逼起义人员交出钱来……”一时东西两郊场谣言四起，起义人员人心惶惶，有的人本来心中有鬼，怕夜晚拉去枪毙，夜里干脆不睡，天亮装病不起，个别的饭也不吃。有几个晚上，东西郊场墙外还响起了枪声，真是人人自危，一片恐慌。
当谣言初起时，我们就密切注意动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队长张文义认为，只有公开揭露反革命的谣言，让事实教育大家，才能平息谣言风波。队长要求我们平常更紧密地与起义人员打成一片，多关心那些老弱病人，以诚相待，大胆交友交心，把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告诉他们。要暗中深入调查是什么人在造谣，争取早日破案。通过一段时间的促膝谈心、启发教育，查出了偷盗人员和造谣分子，让坏分子当着大家的面说明事实真相，人心稍安。
在我们区队曾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有个大烟鬼，年纪四十多岁，一身皮包骨。改造初期，偷偷摸摸蹭在厕所里吸大烟，大烟吸光了就“生病”。那“病”一发，只见他有气无力，要死不活的，淌口水、流鼻涕，出眼泪，不吃不喝，眼屎满脸，真像得了大病，其实是大烟瘾发作了。有一次他趁天亮起床大家进进出出之际，越围墙而出，把偷到的衣服、鞋子、口缸之类换成大烟享用，几天之后，他又突然回来了。我见他外出回来后并没有发脾气，而是对他说：“你回来就好，快去吃饭吧。”他当时见我找他吓得全身哆嗦，听我这么一说，竟然哭了。我请炊事员给他做了一大碗面条，他双手颤抖地接过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由于他几天没在班里，发给他的生活用品都没有了（或许是他自己偷走了也不一定），后来请示大队，又给他发了一套衣服、用具。我们的真诚，也许感动了他，他跑到指导员面前，惭愧地大声哭起来，哭得很伤心，他交待了自己的“前世今生”，表示要重新做人……。有的起义人员看了发笑，我严肃地说：大家不要笑，只要能知错改错就好。我们开导他以后要好好学习，改过自新。
这烟鬼确实好了一阵子。过了不久，他又不辞而别，一周后才归队。原来他又去换**了，无怪乎经常发生丢失衣物、生活用品的事。这次我是带着严肃而又愠怒的态度找他谈话。他坦白，偷了几个人的生活用品，都换了**，怕不准假，所以翻墙而出。我问他，为什么又跑回来呢？他回答得真轻松：“不回来哪里有饭吃？”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万恶的旧社会，把他们推向了无以自拔的深渊。后来他又把食堂的面粉偷走了，一个月才回来。此人已无可救药，最后真的把他送去戒毒所了。
这老头的身世很悲惨。从小失去父母，十岁前讨饭，以后被抓去当壮丁，他自己又去抓壮丁卖壮丁，成了兵痞，在反动军队里混成了一身光棍。他原来有家室，还有一个女儿，就是吸上毒品，又偷东西，妻子女儿才离他而去。全是旧社会把他毁了。我怜惜他的悲惨不幸，但又恨他不成器，自甘堕落。我希望他把烟毒戒掉，后辈子做个真正的人。
区队里还有一个小兵，叫李小玉，年龄十三岁（他自己说已十六岁了），长得既矮又瘦，像个猴儿，是那位队长的勤务兵。他出身穷苦，连父母姓名也不知道，家住哪儿更是茫然。讨饭出来，被那位队长收作勤务兵，顶名额吃皇粮。
李小玉很机灵，别看他消瘦，做事还灵活，很讲卫生。区队里打扫卫生、疏通水沟，他经常主动去做，别人的衣服乱丢，他看见了就一一整理好，深得大家的喜爱。
李小玉初来时，天真活泼，常想念他的队长。我们了解到，他在做队长的勤务员三年中，没有得到一文军响（旧军队里当官的多报人数，常吃空响，上面来点检，就拉民夫顶数，一个队长吃十几个空缺军响），他来到我们区队时，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衣，下身是条短裤，连短裤都破得露了屁股，一双赤脚，粗糙得像松树皮。
后来我们向上级反映，给他找来了一双小号的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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