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宝石村村长家的这一部只能接不能打的电话就派上了用场。
宝石村村长反馈过来的信息是，村小学大门紧闭，从袁老师住的宿舍窗户看进去，里面收拾得齐齐整整，袁老师那个好看的红色行李箱也不在。
由此村长判断，袁老师应该是走了。
袁小芳不在村里，也没有跟大学同学联系，那么她去了哪里？为什么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她的半点消息？
都说女人的直觉准起来，阎王爷都害怕。
陆淑芬脑子里翁翁地响，一方面祈祷女儿只是有什么事情在中途耽误了回家的路。
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女儿八成是出了什么事。
前段时间才看了一个新闻，两个女大学生在火车上被人贩子拐卖到大山里，卖给了当地娶不着媳妇的老光棍，跑也跑不掉，还替老光棍生儿育女。
被警方解救之后，那个有孩子的女孩放不下幼小的孩子，最终向命运低下了头，选择留在大山里。
这个时候，这一则新闻就一直在陆淑芬脑海里挥之不去。
女儿从小心思单纯，她会不会在回家的途中，听信了有心之人的话，被骗到大山里当了别人的媳妇。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耳边甚至有了幻听，总听见女儿在哭，在喊救命。
袁辰华总觉得老婆想太多，安慰她，让她安心地睡一觉，说不定一觉睡醒之后，女儿就活蹦乱跳地出现在面前了。
女儿到底没能出现在面前，在女儿25岁生日之后的第四天，袁辰华和陆淑芬选择报警。
一个二十几岁的乡村女教师不见了，起初也并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
对于陆淑芬担心自己女儿被拐卖的想法，警方仍旧觉得不太可能。
袁小芳是一名人民教师，她不是还在学校上学的单纯女学生，她真的有那么容易被拐卖吗？
2000年的时候，不管是汽车票还是火车票都不用实名制。
公共场所的监控也还没有普及，袁小芳究竟有没有搭上回家的火车？没有人知道。
警方调查案件基本靠走访。
大河镇派出所总共有四人，所长，两名警员和一名内勤人员。
所长赵强时年55岁，临近退休的年龄，又是一名老烟枪，走一步喘三步的那一种。
他就适合坐在办公室里泡一杯茶，将桌子上的报纸翻来覆去地看。
偶尔接待一下来派出所办事的乡民。
所以，实际能出外勤的只有两名警员，陈明和王同。
经过大河镇，通往南前县县城的汽车每天有且只有两辆。
而大河镇只是一个两辆车途经的中间站，不管任何时候，车子停在大河镇街头的时候，上面都是满满当当的人。
这种车也颇为神奇，你以为它再也装不下任何人的时候，售票员站在门口使劲往里塞，也能塞进去五六个人。
陈明和王同先是询问了7月12日开往南前县的这两辆车的驾驶员和售票员。
袁小芳当天是否有乘坐这两辆车到达南前县城。
从北前县开过的那辆汽车，陈明认识，是大河镇街头头上的周大兵承包的路线。
售票员是周大兵的老婆冯秀。
冯秀对陈明说：“陈警官，7月12号那天，大河镇是逢场天，赶短途的人多得很，我哪里有注意到有没有什么女老师上车嘛。”
其实袁小芳有没有上车，还是挺容易辨识的。
那就是她那个红色的行李箱，乡下人有那种行李箱的人少之又少。
而且见过袁小芳的人都知道，姑娘漂亮，一看就不是乡下人。
一般见过的人都应该有印象。
冯秀的回答也不肯定：“如果她真的有提一个行李箱的话，我应该有印象。那个时候车上挤满了人。她要有行李箱的话，肯定要将行李箱放在汽车下面装行李的地方。
我好像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行李箱来着，但是也说不准，每天上车下车的人那么多，万一我没注意到呢？”
另一辆从春阳市开过来的长途车，这辆车的售票员和冯秀的说法基本一致，并没有注意到拿一个红色行李箱的年青姑娘上车。
仅仅是这样也不能确定袁小芳有没有上车。
两辆车天天在这条道上跑，跟司机和售票员相熟的乘客也不少。
于是，陈明和王同两个人将7月12号那天，售票员反映的有乘坐那辆车的乘客也走访了一遍。
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
甲乘客说：“我从北前县上车之后就开始睡觉，哪里有注意到有啥子漂亮姑娘上没上车。”
乙乘客说：“我晕车，又坐在最后一排，一路上连胆水都吐出来了。哪里有心思注意到有没有姑娘上车。再说了，即使有，那么多年青的姑娘，我晓得你说的是哪个。”
丙乘客：“警察同志，车子上人挤人，闷得要死，我只看到好多人的后脑壳，假设那姑娘在车里，我也不晓得哪个是她。”
更多类似于甲乙丙的乘客说法。
于是，陈明与王同改变了方法，两个人每天就在开往南前县城的两辆车上打卡。
也不是没有回应。
某一天，陈明挤在车子的中间，顺便抓了一个三只手。
三只手名叫赵小明，跟陈明一样是在大河镇上车的。
这小子上车之后就往人堆里挤，眼神鬼鬼祟祟的，引起了陈明的注意。
这小子才将第三只手伸向一名姑娘的手提包的时候，就被陈明给逮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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