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之所以要去救沈西平，并不是他曾经给过沈西平什么许诺。
而是在一天之内，他接连收到了两封指令。
首先来的指令是延安的，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助沈西平。
两个小时后，重庆方面也来了指令：救助沈西平。
周林想到这两个指令，不禁笑了。原以为我道孤独，却不想竟然发现了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
出于同是三面间谍，周林便心生善念：去救人。
但是他的能力毕竟有限，去天津，弱蛇一只，怎么去地头龙的手上救人？弄不好还将自己搭上去。
所以他便想到了山田和尾崎，如果有他们的帮助就方面多了。
从山田这出来后，周林便去了驻华军司令部，拜见了尾崎，说了此事，正巧梅机关机关长来找尾崎，于是他们俩人听了周林的话后，很愿意帮忙。
尾崎也给了天津驻军司令部情报负责人一封信。
而梅机关机关长刚是给了梅机关天津组的联络方式。
但是，这些东西能抵的上天津驻军参谋长的能耐吗？
所以这次，周林便强硬地不同意香君去天津。
在他向香君举出了利弊之后，香君终于同意不陪同去天津。
但香君提出，周林必须带上警卫人员。
周林拿出了山田和尾崎的信，香君再不说话了。有这些东西，就算救不出沈西平，周林本身是没有危险的。
周林决定从海岛带上五十名曾经去过凤凰山的人与他一起去天津，因为这些人过年没地方去，正好周林带他们去实践一下。
当周林将这个想法汇报给山田时，山田竟然大力支持。
山田让周林看情况，把天津小组先建立起来。
于是，周林便去了海岛，带出来了五十个人。
让他们以互不相识的样子，今天坐火车去天津。
送走了五十个人后，周林便找常亮要了上次来买常亮布的那个同土肥原有交情的商人的电话，他准备有机会去拜访他。
可是在动身的头天晚上，李强带来了中央的指示，香君还是要和周林一起去天津。中央给了天津联络人的联络方法，让香君与他联系，周林不能直接同天津党组织联系。
既然中央有指示，周林便只好服从。
1939年2月16日早上五点，农历十二月二十三，小年。
周林带上了十个外组的成员，坐上了火车，向着天津奔去。
周林坐的是包厢，包了整节车厢，他不愿有外人夹到他的中间。
在火车上，周林交待：天津水很深，所以让香君千万小心。
她的身边必须有人警卫，而且不能单独外出。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让人打电话给佐藤将军。
两人就这样一边交待一边计划地在火车上度过了小年。
1939年2月18日早上六点，火车到达了天津。
周林带着人住进了天津租界里的一幢美国人的小楼，这个小楼的主人是史密斯的朋友，空间着没人住，所以史密斯劝周林以一天一百美金包下了，随行的所有的外组人员全部住在这小楼里。
而这时，周林与先来的外组人员联系上了，通过先来的外组人员，知道了沈西平被抓的真正原因：是他真的有怀疑与抗日份子接触。
原来与沈西平相好的那个女人，是南开大学的学生，被发现有抗日行为。她曾在不同的场合，宣传抗日的道理，游过行，贴过标语。
周林感到这事情有问题，说不出什么问题，就是感觉不对。
因为在来之前，周林通过了杨坤与李强了解了这女人的情况：不是中统；不是军统；不是地下党，连外围人员都不是。
既然三不是，那么她为什么要去游行，要去贴标语？
谁跟她一起去贴标语？为什么知道她有抗日行为，却没有警察抓她，还继续放她招摇？
当周林将自己的怀疑说给香君听时，香君也赞同周林的想法。
这个女人的底细肯定不简单，她一定有所图。
想不出来，就不想了，周林看时间还早，便决定去拜访一下驻华军司令部的情报负责人，将山田和尾崎的信送给他。
周林让香君呆在租界的小楼不要出去，而他则带着两个外组组员去了日军驻华军司令部。
很快周林见到了那个驻华军天津的负责人。
看到尾崎的信后，那个情报负责人也为难：“这个事情不是表面那么简单。沈西平现在还没有发现有抗日的行为，但是那市长公子告他是抗日份子，那个女人也招认沈西平是抗日份子。”
“那他们有证据吗？”周林问。
“那女人说她有证据，可她也不拿出来。”
周林笑了：“既然有证据，又告了沈西平是抗日份子，为什么不将证据拿出来？难道是证据是随口一说造假出来的。”
“我劝你还是不要管这事了。这里面有很多明堂呢。”
周林一听，站起行礼：“谢将军关心！请将军明示。”
“据我们所知，在与沈西平交往前，这个女人与市长公子关系密切，可突然她不爱市长公子了，而爱一个比市长公子长的丑又年纪大的人，你说没有问题吗？”
“这是违反人的共性的。”周林认同道。
“在这之前，没有人怀疑沈西平是抗日份子，可她一遇沈西平，交往不足三个月，沈西平就被抓，被指认是抗日份子。事情难道不有些太明显的了吗？”
“既然将军知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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