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离集镇不远，转过山脚约一二里路就到，街上有一家录像厅，放着时兴的古装武打片，学生们受不住诱惑，晚自习时常常躲出去看。
四级电站确实富裕，乡里没有歌舞厅，它那里建了一个，能唱歌能跳舞，能交际能结识，附近的年青人蜂拥而去，其中包括了学校的几位年轻老师。
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平静被打破，教学被侵入，哪怕敬爱的师长们想竭尽一切力量维护，学校依然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被吞噬被淹没。
风暴在初二时来临，不知道哪一天开始，一些高年级的学生，身上也出现了喇叭裤和花衬衣，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听老师的话，顶撞、逃课、混迹社会。
此时社会上出现一个特殊群体，被称为“罗汉”，动辄拳脚相向，惹不起、碰不得，坐车不买票，买东西不给钱，欺行霸市，持强凌弱，被称为“罗汉”再形象不过。
“罗汉”成份复杂，有些是当地领导干部子弟，有些不服单位管事流入社会，还有一些是待业青年，没有工作成为了社会盲流，往往独霸一方，在一地为所欲为，个别还向小商小贩们收保护费。
初时人数不多，影响却很大，不断吸收社会闲散青年，当作“小弟”充当打手。后来爪牙伸向了学校，或者说学生受影响自动加入，学生中也出现了“罗汉”，出现了“罗汉”的小弟，其中不乏一些学习成绩出色者。
有些“罗汉”头脑灵活，胆子大，通过拳头独断经营，攥取财富，后来发展成一地富豪，不过更多的成为普通的“混混”，最终一无是处，宿命轮回，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后，这些人的劣迹终究没有逃脱法律制裁。
开放搞活，大抓经济，总设计师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具体落实中，却出现偏颇，过重于抓建设，法制进程缓慢，甚至可以说依然是行政主导，这种情况可能全国都一样。
一九八三年，出现过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全国公安于当年组织了“严打”行动，清除了一批社会危害分子，警力不足，坚持得并不久，向基层延伸也不够，“严打”之后，社会风气依然没有得到彻底好转。
这种现象，严重混淆了我们的思想观念，课堂上老师们也避而不谈，也许他们面对这种社会现象也很无奈。
在缺少长者引导的情况下，我们刚萌芽的是非辨别能力，显得那么弱不禁风，原始的争斗yù_wàng和寻求保护意识，使得更多学生深受影响。
一些人加入其中，自己也成为“罗汉”，与当地“罗汉”纠集在一起，也许是受到压迫，也许是自己主动加入，最终偏离了学习轨道，偏离了家庭的殷切嘱托，偏离了师长的谆谆教诲。
不知道哪一天起，教学秩序终于开始变得不正常，学生之间偶有口角，可能不再“找老师去”，而是喊来社会“罗汉”帮助教训。
山里人有些读书较晚，到初三时已经是十八九岁小伙，青春年少，敢在外面惹祸，被人认出之后，常追打到学校，有些被附近人追打，有些甚至被县城甚至南昌人追打。
我曾经亲眼见识，县城水电职高用了个中巴拉来一车人，冲进了学校，一位初三的壮小伙，一见到他们出现，二话不说路边抡起一根粗壮木头就冲了上去，随后又有几个跟了上去。
或许知道这样不对，或许心里还有些害怕，每次打架遇到老师干涉，一般都会烟消云散，毕竟是学生，还是惧怕学校开除，惧怕被家长知道，在外面疯狂，在学校倒还比较安稳。
以周校长为首的那一代老师，是无私的，是宽容的，是对学生充满真挚关爱的，对这样的学生，他们没有放弃，开除了事，考虑到学生感受，甚至很少告知家长，一方面努力引导转化，一方面竭力提供庇护。
学习成绩提高不了，就努力让他们毕业，一张初中文凭，那时也能为找工作增加砝码，接父母的班、参加征兵，可能都因此决定能不能去。
课堂上已经无法安心听讲，升学无望，就让他们担任班干部，发挥作用维护班级秩序，既变相约束了他们，有些人还因此心生感激。
遇到外来人员到学校追打，老师们总是会站出来，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被追打得躲进了老教学大楼老师宿舍内，周校长和父亲等一些年长者，一起站在大门口，寸步不让，最终将他们喝退，成功的保护了那名学生。
无私如此，当时父亲担任了初三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那名学生正好是他班里的学生，是父亲任命的班干部，因为这次事情，后来这名学生对我一直比较关照，有这样的强势保护，初中期间，没有被其他学生欺负过。
我没有并不代表其他学生没有，男生寝室内，常有些强横者，逼迫寄宿的农村孩子拿出零花钱，甚至是带来的米和菜。后来还听说，因为对个别年轻老师看不顺眼，聚集围殴了这名年经的老师。
我个子小身体瘦弱，又多少带着农村孩子的羞怯和胆涩，从来没有参与其中，但是黄老师的小儿子却被卷入，他原本学习成绩非常拔尖，因为卷入而荒废学业，最终没能考上高中。
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这些卷入其中的学生，有些出现谈恋爱现象，年少轻狂，将此作为一种炫耀，作为谈资，在我们面前不断吹嘘，一些女生甚至女老师，在他们嘴里被讲得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