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哥凭借自己天生乐观的本性，很快就将这种郁闷抵消在把自己人生第二次“进局子”的见闻感受与人分享的快感上了。
他被送进看守所时，正赶上十二月初的深冬时节，在公安机关拘审之前，允许他最后一次联络家人。那天晚上九点，他给我打了电话，告知两件事：一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进看守所了，我要以家属的身份负责去公安机关办理相关事宜；二是这件事不要告诉我嫂子和我妈。
在他二十岁第一次被拘留时，我还小，在上学，家里的事情都由我父母进行操办，而我除了感受到家里的气氛有些凝重以外，父母并没有让我对哥哥被拘留有太多的了解。
这次我接到他声音低沉而紧张地打过来的电话时，说实在的，我出现了一瞬间的不知所措。这是我第一次要自己承担我家里的重大责任。我脑袋里瞬间交替着他在看守所里的狼狈不堪和曾经的不可一世之间的反复对比。
东山市距离我们有300多公里，我连夜把单位的客货车借出来，自己驱车往东山走，试图能在我哥进看守所之前见到他。但是当我赶到公安局刑侦科时，只见到了他的衣物以及手机、钥匙、钱包等物品。办案人员告诉我，他已经在一个小时之前被押送至东山市第二看守所。
“这是他的物品，你清点一下签个字。”
“为什么要把他的外衣裤脱下？”我见到了我哥的凯撒毛领皮夹克外套和裤子。
“进去必须穿号服。”
办案人员生冷地说。
“要押多久？”
“不知道，具体得看案件进展情况。”
办案人员一边翻动着让我签字的纸张，一边继续说：
“明天正赶上二看探视时间，你可以给他送些行李，存点儿钱。”
“我能见到他吗？”
“看守所羁押期间严禁探视。”
看他的态度也是懒得跟我多解释，我就简单问了二看的地址，拿起我哥的物品离开了那里，开车一路打听到了二看附近，找个宾馆临时住下。
几乎一宿没睡，终于熬到天亮，我早早地出来步行到看守所门外，与陆续赶来的其他家属打探着这里的规矩。
八点半钟，一个警察从里面走出来准时打开了大门，同时有人从里面推开了大门旁边的看守所接待室的门，聚集在大门外的几十号家属蜂拥而入，冲进接待室。
准确地说这里是一个小卖部。一圈柜台，分别出售在押人员需用的生活用品。因为禁止外部用品进入监舍，所以家属们都是空手而来，然后在这里匆忙地挑选东西。
只有一上午的开放时间，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我被人流推挤着先在各个柜台前看了一遍，然后买了一套被褥、一套秋衣裤，一双棉鞋，一个帽子、一双手套以及一大包的食物，但凡接待室便利店里卖的东西，我差不多买了个遍。
在等待过程中通过与家属聊天，我知道可以往里面传纸条。夹在物品里，请警察避过监控摄像头就能送进去。于是我从车里找到一个笔记本撕下一条纸，简单给我哥写了几句话，一方面告诉他，我在外面，暗示他会尽力捞他出去，另一方面，要他务必本着坦白从宽的原则争取宽大处理。写完折好塞在衣物包袱里面的最上层，把写有宋东利名字的纸条用曲别针别在包袱外面，来到羁押监舍楼，交给门卫警察。
在警察接包袱的时候，我在下面顺手把叠好的一张100元现金触到警察手里，小声说了一句，“这100块钱给您自己买点儿烟抽。”
这是我一早上听别的家属传授的。
那个跟我哥年龄差不多大的警察很自如地用手指夹走了钱，随手把包袱放在了门卫室的外窗台上，然后低声说，在这等着吧。
我所站的监舍大楼，只有进门的门卫方厅处是自由通向外面的，其余都是用敦实的铁栅栏封闭着，包括门卫室的窗户，都嵌着铁栅栏，不过现在窗户上留出的小栅栏门是敞开的。
大约过了有十几分钟，从铁栅栏里面的走廊走来一个年轻一些的警察，进到门卫室，从窗口拿走了我哥的包袱，看了一眼纸条上的名字，又走进了铁栅栏里面的走廊深处。
我和其他等待的家属们心照不宣地站在栅栏外面的门厅中，焦急地接连抽了几根烟。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包括手指自如的警察。
大家都知道站在这里一举一动、一声一响都在法眼之下，既然每个人都做了律法禁止的小动作，必定要有所敬畏。
又过了一阵，那个年轻警察从走廊深处走了出来，进到门卫室里面，从兜里掏出一小打纸条，趴在里面的窗台上，挨个念在押人的名字。
在他喊“宋东利”的一刻，我的心放佛被人攥了一下，一股气流从心口一下子冲到嗓子眼下边，我急切地盼望着看到我哥的回复。
我接过了宋东利的纸条，是我送进去的那个，他在背面写了回复，七个字：“给我买好烟——宋东利”。
拿着这张有手心大小的纸条，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不觉又失落又心疼。我期望着由这张纸片传递出我哥的内心想法和事件因由，以及监舍里的居住环境、伙食状况、监友情况等等，希望由此推断了解他在里面心理和身体两方面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