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市机床厂供电科工作，高江江分配在市工商局政工科。
我报到时，已经下海经商的我哥宋东利，分两批宴请了厂里和科里能管到我的大大小小的官儿，在那种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进入场地中间大跳交际舞的酒店里，官儿们在我哥推杯换盏下，各个喝得里倒歪斜，纷纷拍着我的肩膀放出豪言壮语，“东强啊，好好干，前途包在我身上！”“东强，不要见外，有啥不明白的，尽管说！”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给我哥和我二姐摆场子拜师傅学武术的热烈场面来，虽然现在是以我为中心，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跟小时候一样，无法融入这个氛围，我发现了自己跟他们的格格不入，我刚踏入社会的第一脚，就在内心里把自己边缘化了。
我作为供电科技术员当中唯一的本科大学生，加上我哥宋东利的上下打点，自然得到了格外的关照，一入职就在厂领导的带头下，被称作“宋工”，厂里从领导到工人都非常敬重我。所有的施工图纸，工人师傅都要找出各种借口让我重新审核一下，现场也要请我亲自做下理论上的指导，我当然也会认真负责地严格把关。
这种被人高度推崇的境地，反而使我感觉别扭，有种虚高的压力。
但低调并没有影响我出人头地，两年之后技术主管提拔，我就接任了。
在我接任技术主管的前前后后，我确实为厂里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在我的合建议下，厂里对变电所加装了电力电容器，提高了功率因数，降低了电费支出，三个月即收回电容器成本，全年下来节约电费超过20万元，受到了厂领导高度赞扬并进行了嘉奖。我利用半个多月废寝忘食的加班加点，在整体布局基础上添加了分区小图，重新绘制了供电系统图和线路示意图，出图后极大地便利了电力调度的指挥和工人作业施工，受到了全厂上下一致好评。
在我升任技术主管的当年，我结婚了。
之所以毕业两年之后结婚，是由于高江江的姐姐在我们大四期间因肺结核病错过治疗病逝，按照风俗习惯，家有丧事不足三年，不允许操办喜事。所以尽管我每天除了工作，还要在我自己家和高江江家两地不停周转，忙得不得停歇，也必须得等到高洋洋丧期结束才能名正言顺让范姨一家跟我一起住到我的新家里来。
遗憾的是，在我终于成了范姨法定的姑爷子时，她却再也无法知晓。
在我和高江江上大学之后，我范姨由最初的抑郁，发展到精神疾病，成了精神病患者，她们的家彻底垮掉了，毫不自立的高洋洋不但脱离了母亲的照顾，还得担负起对疯妈妈的看护，对于这种生活上的极大落差，她无论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难以承受。在艰难地支撑一阵之后，不知不觉中患上了肺结核，在我妈发现她咳血带她到省城医院检查时，已经严重错过了治疗时期，因缺少关心且自我保护意识太低，高洋洋年仅25岁，便因贻误病情离开人世。之后高江江几次三番决定退学回家照顾范姨和弟弟，都被我劝说阻止，后来范姨被高江江姨妈送到精神病医院常年住院治疗，高山因不愿意到姨妈家居住便独自留在他们家的房子里继续读他的初中，我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便担负起照顾他的责任，同时我们家担负了高山和高江江全部的上学和生活费用。其实范姨本身也是有工资的，只不过我妈考虑高山今后成家等等一系列事项的需要，便让高山将范姨的工资钱完全存起来不要动，他和高江江的一切费用由我妈定期给付。
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家里因为有我哥宋东利和我二姐宋玉群风生水起的事业，早已经成为矿区内赫赫有名的富足人家。多供养两个孩子完全不在话下，何况我妈本就是将义气摆在首位的人，毕竟范姨当年是救过我命的人。
我妈虽然自己可以付出一切努力救助范姨以及她的孩子们，但是在邻居和朋友的鼓动之下，她私心里也盘算过要给我和高江江悔婚。即使我们没有纸面婚约，但是多年的口头协议，已经将我和高江江的终身大事无可争议地绑定到了一起，而且世人皆知。所以，如果把我俩分开，就可以定性为悔婚。
我妈的担忧不无道理，如果我俩结婚，那么我就要背负范姨和高山的终生，这是两个拖累无极限的包袱。我妈的意思，我家可以永远资助高山，也可以永远照顾范姨，同样也可以永远在高江江需要时提供全力支持，但是最好不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自从我毕业以后也有太多太多的给我提亲的人来说媒，我妈即使再有定力，也扛不住来人的花言巧语鼓动。所以，她本不坚定的心早就开始动摇，经常劝我放弃高江江。
但我妈也是早就领教过我的倔强的，知道对于我这个认定了就绝不回头的人，除非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否则包括她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主宰我。所以，我妈也只是本着敲敲边鼓能成则成、不成则停的态度，最终接受了我不但把高江江娶进门，也把范姨和高山接进家的决定。
婚礼那天，我二姐给高江江准备了价值上千的红色钉珠礼服，并带着她去高档发廊做了一个价值200元的新娘发髻并化了妆；我哥请了录像和照相队伍，两个穿着浑身是兜的马甲的人扛着影像设施，后面分别跟着一个拎包的助手，全程将镜头对准我和高江江，弄得我俩都非常不自在。高江江本就是非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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