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的特点可以看出，神话思维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所谓象征、隐喻，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黑格尔把“艺术前的艺术“称为“象征型艺术“，认为象征包含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
原始思维的特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的思考，但随着文化的发展，追溯历史、交换思想、总结经验、表达信仰等，往往会涉及一些较为抽象的观念，因此，人们必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比如把葫芦和禽卵视为母体崇拜、生殖崇拜，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例子。
可以说，原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有一些意象的寓意相当复杂、丰厚，如龙凤这个意象，它不但是部落的符号，同时还包含着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感情，成为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神话是原始先民的一种认知和表达方式，还不能说是自觉的文学创作。但神话又确实在文学宝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神话思维中的一些特征也同样出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中。相比较而言，文学创作中的象征和情感表达更加主观化、个性化，抒发的是作者的主观情怀，而神话的情感和象征植根于集体意识之中，并带有更多的神秘意味。”
“古代神话的原始状态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经过历史潮水的冲刷，如今呈现在的，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
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之外，神话的历史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先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先以及它的发展谱系。
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它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神话历史化，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神话就是以历史为依据的，这些有关历史的神话、半历史或准历史的神化，很容易被解释为历史;另一方面，神话历史化又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因为从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跨过一个鸿沟一蹴而成的，而是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神话历史化正是这一继承发展过程的具体体现。
神话历史化，是史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一般认为，古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动物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的典籍中，那种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了，因为这种形象很难被纳入历史谱系之中，而且也违背了理性化的原则。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触犯了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删削。
相当一部分神话因此得不到史家的认可，因而没有进入载籍。这些，已无从考察了。有些有幸被文人笔录，但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又被无情地删削。如《列女传》古本所录舜的神话中，有二女教舜服鸟工龙裳而从井廪之难中逃脱的情节，今本《列女传》中就荡然无存了。再如《淮南子》古本载嫦娥奔月神话时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今本《淮南子》亦不存。其原因可能都是“不雅驯“。
此外，还有佛教的修改，使得一些古老神话例如后土皇地祗也难逃这种命运。在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茅盾以“玄殊“为笔名写作《中国神话研究abc》，即曾以《山海经》的内容与《楚辞》互相对证，发现到在春秋时代。
根据《楚辞》的《招魂》一篇，后土是主治地下幽都之神。茅盾以为这里所说“幽都“之内，凡物皆黑，颇与希腊神话中说的冥国内阴惨无光相仿。原始人对于死后世界的观念大都是惨厉的。但《山海经》的“幽都“神话并不完全。茅盾还是要引用王逸注《招魂》的内容，才能说明后土是幽都之王。
茅盾在论述中的结论以为:“参目虎首，其身若牛“的土伯便是幽都的守卫者，仿佛等于北欧神话中守卫地狱门的狞狗加尔姆。中国大概也有极完备的冥土神话，可是现代只存留上述的二断片。后人只能知晓幽都门口的守卫者土伯，弯着九曲的身体，摇晃一对利角，参目虎首，张开了满涂人血的手指赶逐人。
幽都之内有什么，后土是怎样一个状貌，原来大概一定有，可是现代全都逸失了。后代的书籍讲到冥土的故事极多，然而大抵掺入了佛教思想、印度神话，已不是中国民族神话的原样。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恐怕是中国本有的冥土神话绝灭无存的最大原因。“
神话历史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改造。即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这种例子，在儒家传统典籍中比比皆是，从《尚书》、《左传》、《国语》，一直到《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都是如此，宋代罗泌所作《路史》是其集大成之作。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
比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国东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其中也必然流行着不少有关鸟的神话。而在这里，这些有关图腾鸟的神话则被改造为一系列的官名，并按照后世的社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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