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逼得王安石退居江宁。
元祐元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被追赠太傅。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
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华夏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蓝星华夏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
写出来的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
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流芳百世，被后人钦佩不已。
宋真宗天禧五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他的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一些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
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可惜结局却不怎么美妙。
宋仁宗景祐四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
庆历二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他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举荐他，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
欧阳修想举荐他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
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嘉祐三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进京述职作》，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
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
可惜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帝王之道在于权衡。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
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
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
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
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他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四月，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
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
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
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他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了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所实行的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王安石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35]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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