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认识的人里，涉及各行各业，无论长相身高还是文化财富，都是参差不齐。于是多年来我练就了一个良好的心态，遇到条件比我强很多的人，我不会嫉妒，也不会眼红，遇上条件比我差很多的人，我不会蔑视，也不会轻佻。所以说，混迹江湖多年，摸爬滚打，蹉跎中赢得一副好人缘，朋友多，仇家少，大家会关心我，我也同样关心他们，于是当我每年逢年过节发祝福短信都能够发到停机，我也就默默地为自己一生能够拥有这么多伙伴而感到庆幸。
在这群朋友里，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是重庆某化工集团的董事长。勉强能算作是忘年交吧，因为他大我整整25岁，姓宋，我一直称呼他为宋大叔。
我和他的相识本是一场缘分。在2009年的时候，我带着彩姐，凭着全球通积分兑换了两张话剧演出的票，于是在洪崖洞的剧场里，我第一次附庸风雅的观赏了一场孟京辉导演执导的话剧，叫做《空中花园谋杀案》，进场的时候，我骄傲扬起手里的vip票，于是我不由得在心里对全球通默默赞许了一下，而这种赞许，却在去年搭飞机的时候被vip室的一个年轻姑娘给破坏了，具体原因无需多说，从那以后，我便毅然决然的投身了中国联通的怀抱。
话说那天尽管我和彩姐都身在vip区，却丝毫拿不出点vip的样子，整个话剧演出非常精彩，我却在跟彩姐讨论一个剧情猜想的时候，与身边的一位中年人发生了一点意见上的争执。这个中年人就是宋大叔。那天他也带着他的女儿来观看话剧，在剧情的认知上，我和他谁也不曾说服谁，直到话剧结束，他豪爽大方的邀我和彩姐一起喝酒，席间打听了我的职业，我没有隐瞒，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今后也不会再跟他见面了，却在那之后大概一个月的时候，我们重新相遇，而这次相遇，却是因为他的一位故人。
说是故人，其实也不怎么算的上。
2009年的冬天，宋大叔给我打来电话，约了我在北滨路俊豪附近的一家咖啡厅小坐，说有要事要找我谈谈，因为知道他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而我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对我的业务是有帮助和起色的，多少怀了一点私心，我应约去了。既然是谈事情，也就不必做过多跟谈话无关的事情，点了一份羊排，一杯柠檬水，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那种羊屎味。
宋大叔显然是有事要请我帮忙，我能很轻易的看出来，老这么客客气气的我也觉得别扭，于是我就告诉宋大叔，既然当我是朋友，有什么话，就可以直说。
宋大叔沉默片刻，叹了口气说，事情是这样的。
他已经50多岁的人了，对于公司的事情，他也仅仅之是挂名而已，公司的运作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他已经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时时刻刻都把公司里的事记挂着，这样以来，他的每天也就过得比较清闲。他算是个有比较好生活习惯的人，不抽烟，偶尔喝点酒，晚上11点之前睡觉，早上6点就起床，因为家庭住址就在北滨路，于是他每天都坚持到江边上去散步，呼吸下新鲜空气，看看身边的江河。在一年前的一个早上，他在沿河堤坝的公路桥桥洞里，看到了有人住在那里，心里好奇，就凑上去看，一个浑身脏兮兮的看上去是个乞丐流浪汉的人，正盖着报纸睡觉。
宋大叔看着觉得他十分可怜，他同样并不认为一个逻辑清晰思维正常的人，会这么凄凉的住在桥洞里，于是悄悄走到流浪汉的身边，在他的旁边放下了自己买来当早饭的茶叶蛋和豆浆。然后自己默默走开。
我对宋大叔这样的行为肃然起敬，我深信在任何一个大中小城市里，都有着若干数量的流浪人员和我们一起存在着。呼吸着和我们同样的空气，喝和我们一样的水。吃着我们丢掉的东西活着，只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身边的流浪汉，看上去总是比电影里那些外国的流浪汉看着更倒霉，他们总是显得更脏，更邋遢，跟令人嗤之以鼻，不知是我的错觉，还是大家都这么认为。他们当中大多数其实是因为精神上有疾病，也有少部分是那种过度好吃懒做的蛀虫，不过这并不重要，首先他是人，他应该享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权，人的身份或许有高有低，文化程度也有深有浅，但是人格，到哪里都是一样平等的。
从那以后，宋大叔每天早上散步路过那里的时候，也都会有意无意的看看那个流浪汉还在不在，也都会不声不响的悄悄多买上一份早饭。大半年下来，流浪汉也算是和他混熟了。作为两个地位身份极其悬殊的人，却也能够在这样的际遇下，相互认识。宋大叔说，自从有一次他看见流浪汉醒着，坐在那里对着河水发呆，他走上前去留下早饭以后，此后每次宋大叔去送早饭，那个流浪汉都会用一种有点奇怪的笑声来作为对他的答谢。后来宋大叔也尝试这要跟这个流浪汉聊聊天，看看能否打听到他的身世。人上了点岁数就是这样，不管年轻的是做过什么，到了中年就开始想办法要多做点好事，于人于己，于天地于人心，都会让自己觉得好过一点，用宋大叔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领悟，当日子稳定的时候，总是能想着要为身边的世界做点什么。可是在他跟流浪汉尝试沟通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流浪汉是一个聋哑人。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着，宋大叔虽然无法得知他的身世，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依旧没有改变，他还是每天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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