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丁文江二人的友谊，堪称民国的一大景观。他们有时志同道合，有时志同道不合，有时甚至志不同道不合，但这些基本上没影响他们相知相识后一生的私谊。
两人相识与1920年，那时胡适是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丁文江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地质调查所需要的人员，多数来自北大地质系。前边提到过了，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到丁文江任所长的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让他们每人辨认十种岩石，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这怎么可以？责任心强的丁文江，了解了北大地质系的教学情况后，发现了一些亟待加强的环节。他准备把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反映给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但是，考虑到这涉及到北大这样的名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他有所顾虑，做为校长蔡元培能接受吗？搞得不好，自己反映的情况和意见不被接受，反而会得罪蔡元培这位名人，丁文江很纠结。
刚好不久前，他通过北大教授陶孟和认识了胡适，便找很受蔡元培重用的胡适投石问路。胡适听完情况后，不假思索的对丁说，他的担心完全是没必要的，蔡校长得知这个情况后，不但不会得罪他，反而会特别感谢。于是胡适和丁文江拿着成绩单去找蔡元培。蔡校长果然虚心听取了丁文江关于整顿地质系的方案，决定聘请李四光为地质系教授，并与地质调查所联合聘请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从此，这也就开启了胡丁二人一生的情谊。
从胡适和丁文江的友谊中，或许能体会出一些交友之道。
胡适一直称丁文江为大哥，丁也确实有长兄风度，一事当前总是替别人着想，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
胡适说丁文江很强的“宗教心”。胡适所谓“宗教心”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很强的“宗教心”，即指他特别富有牺牲精神。
丁文江26岁自英国回来后，他的收入完全用来赡养父亲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26岁到48岁这22年间，他每年支付给舅舅500元赡养费；每年资助一位贫困兄弟300元。
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求哥哥动用一点关系，搞到一张军用免票。丁文江批评他道：“你不是军人，何以竟用起军用免票来？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观念，损坏国家社会，丧失个人人格，我希望你从此不作此想，才不负我教养你的一番苦心！”
后来，丁文渊赴德国留学。在同学的怂恿下，他写信给丁文江，请他设法为自己争取到官费。丁文江回信中再次对弟弟晓之以理：“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
这封信让丁文渊进一步认识到哥哥的为人。
在与胡适这位小弟的交往中，丁文江更是处处为这位小弟着想，对胡适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这是胡适发自肺腑的话。
一次，胡适生了一场大病，丁文江说他的家庭环境不舒适，硬逼他搬家，并替他看定了一所房子，每月80元房租。胡的夫人觉得太贵，丁文江和房主说妥，每月只要向胡的夫人收70元，他代胡垫付10元。
胡适后来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像丁文江这样的很强的“宗教心”的人，别人肯定愿意与他交往，朋友肯定多。而胡适也同样是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其实他自己也同样有很强的“宗教心”，而且，胡适更是个让人如坐春风的人，这样的两个人成为莫逆，就不奇怪了。
人们常用诤友，来形容二个人的亲密无间，其实，用诤友来形容胡适和丁文江的关系，可能更为恰当。
丁文江积极鼓励胡适参与政治生活，二人携手合作,共同组织了“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
1923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主将分别是丁文江和张君劢。这场笔墨官司一开战就吸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全部著名人物。论战的紧要关头，正在养病的胡适耐不住寂寞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劢》横空出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逻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手心。最终，科学派大获全胜，丁文江的个人声望也达到巅峰，成为很多学子心目中的青年导师。今天人们常说的“科学人生观”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首先提出来的。
前边提到过，1933年11月，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胡适随即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对蒋的观点表示反对，由此开启了民主与独裁之争。
这场争论吸引了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当时社会的重要舆论力量，如蓝衣社、独立评论派、再生派、救国会、中社，以及《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等，无不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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