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11日，胡适在北大开学的演讲中说道：“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今年事变无穷，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无望愤而辞职后，胡适用个人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但是，他说：“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
他认为集体行动会给学生“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倚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鲁迅亦对此类“合群的爱国”有过不留情面的论述，他说，“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鲁迅也认为学生运动实属无益。“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罢课证明无益无用，学习方是正事正业，这是胡适的主要观点。那么，在时事危急之时，胡适开出“镇静主义”的药方。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学校罢课后，胡适给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学生讲了歌德的故事。
德国文学家歌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所以，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又当利俾瑟之战的那一天，歌德正关着门，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声’。”
他屡屡给人家讲歌德的故事，但效果至少在一个德国学人身上得以实现。1942年，一个叫zuloeei
（h.p.勒文施泰因）的德国学者痛心于中国所受战祸，遂写信给胡适要来中国投军为中国而战。胡适复信给他，给他又讲了他的本国文豪歌德的故事。
“我回他一信，请他想想goethe［歌德］自记他每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他总勉强从事于离本题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故当拿破化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每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字。又其著名剧ess.e.x［《埃塞克斯》］的‘尾声’（eue）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
大约二十多年后，1961年11月23日，胡适得到一位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求见，而此人即是胡适曾复信劝其稍安勿躁的h.p.勒文施泰因。
对于“一二九”运动，胡适态度鲜明的给予了肯定。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指出：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同时也指出：“但是九日以后，各校学生忽然络续有罢课的举动，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在这个变态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含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
12月22日夜，胡适又作《再论学生运动》一文，文章说：“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的事，我们不能不认为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关于北平学生继续罢课，我们希望他们平心考虑北平各大学校长第二次劝告同学的话。”希望学生们“即日复课”，“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补课及考试之用”。也就是说，胡适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可以抗议示威，但罢课是无益的。
为此他为北大的复课积极努力，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学生贴在一院号召罢课的通告。
2月31日，北大学生在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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