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虽然身在上海，但仍然很关心最初回国给自己发展机遇的北京大学。1929年1月19日，胡适到北平，以新当选校董的身份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会的会议。
梁启超在胡适到北平当天去世，胡适作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1月25日，胡适作《留恋》一诗纪念北大：“三年不见伊，便自信能把伊忘了。今天蓦地相逢，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我终夜不成眠，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刚闭上了一双倦眼，只见伊庄严曼妙。我欢喜醒来，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2月4日，胡适的朋友徐旭生请胡适吃饭，邀李润章、李圣章作陪。饭后李润章问胡适对北平教育有什么意见，胡适主张把北京大学改作研究院，分为四个分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学院、外国文学院或文学院。北大以后只招研究生，五年之后就只有研究院了。这样计划，可以避免现有的北大学院、师范一院、师范二院、法学院、文理分院的种种重复，又可以提高北方及全国之教育程度，并且吸收全国的学者和各个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胡适在上海期间，还积极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的事务。
前边提到过了，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也干了很多的实事。
最大的业绩，是为美国退还了部分的庚子赔款所做的努力。
庚子还歀曾经是压在晚清贫困交加的中国人民身上的最为沉重负担，可以说是压得中国人民喘不上气来。
有人说，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英国是和中国结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国仇怨最深的，相对关系好一点的是美国。
袁世凯到任就听说了一个情况，是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提供。美国公使梁诚说他在和美国的各界人士接触中，发现美国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过多，对处于苦难深重中的中国人民怀有着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凯对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于是要求奉天巡抚唐绍仪，下功夫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联络，加强沟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凯承诺，成立东三省银行从美国借歀，积极回应美国方的关切。
同年，袁世凯派唐绍仪赴美进行秘密谈判，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退还庚子赔款。
为促成这件对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当属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他曾经做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的工作。
还有一个人就是美国的在华传教士明恩溥，他曾经通过和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的关系，写信并当面劝说过美国总统。
几年后，美国在偿还本国侨民的损失后，要将赔款的大部分退还我国，当作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如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所说：“早在1908年，唐绍仪先生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减免付给美国的部分庚子赔款的协议。当时减免赔款的总数为一千二百万元，准确的数字为一千一百九十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协议于1908年月12月28日签订。中国政府用这笔款办起了清华学堂，培养准备赴美深造的中国学生。由于美国这一友好、慷慨表示，许多中国学生才能在完成清华预备班的学业以后赴美国各大学深造。这些留学生的全部费用都出自这笔基金。”顾氏这里的所谓“减免赔款”，和通常所谓“退还赔款”是同一件事情。
再说，1200万元在庚子赔款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它的意义却不小。第一，它保证了清华的资金来源，为该校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教授（当年北京各大学经常欠薪，只有清华是个例外），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第二，它比其他国家先走一步，后来英国、日本、法国、苏俄等国相继退还庚款，显然与此有关；第三，它为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独立提供了一种模式和可能，这有利于中国的改革进程。
然而，过去我们对这件事的评价却很糟糕。50年代初，吴晗、廖沫沙编过一本书，在谈到“美帝退还庚款的阴谋”时说：“美国这种以文化教育方式侵华的手段之毒辣阴险，远非大炮、军舰所能比拟。‘攻心为上’，美帝就是企图藉此在精神上来支配我们，影响我们，……使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对它发生好感，心甘情愿的受其统治与奴役。”
这显然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它虽然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却为后来的教科书定下基调，从而影响了好几代人。直到80年代初，史学界才对这种说法做了一些修正。
把这么多志士仁人千辛万苦的努力，所达成的对苦难的中国人的善举，竟被为某种政治需要而妖魔化，这是很可悲的，也会让那些好心人为之心寒。
1924年，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法案，批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当时顾维钧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他说：“1924年减免的数目为六百一十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二元九角。关于这笔减免款项，中美签订的协议规定建立一个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的联合董事会。美国政府指派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教授前往北京，以便与中国政府制定和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
美国第二次退款的消息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上海《民国日报》于1924年7月2日报道说：中国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远东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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