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极自得，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
胡适于9月7日离沪返北平，他应该不会有遗憾和惋惜，反而有一种卸担后的轻松，和完成一件大事的欣慰。
返北平后，胡适陆续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草拟了《商务印书馆的考察报告》，计一万多字。从大政方针“用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提倡那些须提倡的书”，“用研究的态度来做那些营业上利益最大最厚的书”；以及图书馆，科学实验室，编译员会议及编译员各种待遇，古籍、教科书、字典出版等等多如牛毛的细枝末节都谈到了。
9月底，张元济前往北平，10月1日，胡适送来考察报告，三天后，张元济与胡适详谈，认为改革提议都切实可行。
当年12月，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开始，王云五有些怯场，这毕竟是国内最大出版机构的最核心、最具主导地位的部门——只肯做高梦旦的副手。但胡适的举荐成了伯乐的鼓励，商务的信任又推演了这种鼓励，使他如帆鼓风，如马策鞭。他持“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的理念，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方针，进行整顿，引进了朱经农、竺可桢、顾颉刚、杨杏佛、秉志、胡明复、唐钺等国内知名学者，给商务带来了新气象。
1930年又任总经理，实行“科学管理”，既大刀阔斧地开拓，又“化整为零”一点一滴地渐进，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重创，他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艰难奋斗，终使商务得以恢复并发展，出书册数从1921年的772册至1936年猛增到4938册，翻了六倍以上，占全国分额的近53，实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二次飞跃，与当时麦克米伦（
）、麦格希尔（
aw-hill）并列为世界三大出版社。集才气、学问和商道于一身的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得到公认。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万雄先生曾说：“从世界范畴，一家出版社与其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演变，作用如斯大、影响如斯深远，也属罕见的。”
北京大学教授郑师渠说：“商务印书馆与《新青年》、北京大学三足鼎立，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重镇。”
而胡适不是一次抽彩和冒失，是他深刻智慧和伯乐之能，把一个合适的人物推到了合适的位置上。
光荣属于王云五，光荣属于张元济和高梦旦，光荣同样属于胡适。
当然，这些都为后话。
忙人到哪里都要忙。胡适赴沪专门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的事，但人一到上海，各种各样的事就找上了门。而胡适则又是个有求必应的人，只能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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