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胡适所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内涵做过深入的发掘，他揭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描写的意义，认为小说所体现了“庶人之议皆史也”的思想价值。对于这些，胡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适对金圣叹解读《水浒传》的基本方法并不认可，他批评说：“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
“金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不逐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它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它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作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正因为有这种观念方法上的转变，胡适对《水浒传》思想内涵的认识就有了与前人不同的深刻之处。比如，他认为：“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觉得尤其是写宋江之死一节最好，“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种真的感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与此同时，胡适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他强调《水浒传》中最精采的部分就在于作者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他又从小说与史书的区别、水浒题材作品的演变等角度，突出了小说细节的重要性：
“《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这都是文学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的进步。”
胡适还特别看重《水浒传》在白话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他说：“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四百年中白话文学的进步很可惊异！……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因此，胡适的《水浒传》考证还有更高的追求，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替将来的什么‘《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
胡适对《水浒传》的考证，代表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系列新理念，比如重视历史背景、故事源流、版本演变、文学性质等等，从而为小说史学科的建设，铺下了第一层基石。
胡适说，《在考证了宋末到元代的水浒故事，《水浒》的作者以及对七十回本作了分析之后，胡适总结出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在考证古史演变中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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