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毕业之前，他在国内已经“暴得大名”。主要起因是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该刊于915年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怎么会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发表这样的文章呢？
在民国初年，有一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同乡会，以及遍布各地的同乡会馆。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一个是安徽怀宁（今天的安庆）人，一个是安徽绩溪人。同乡是很容易建立起联系并相互帮衬的。
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原名），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名气，也没有稿源，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还有就是一些安徽同乡的读书人帮着一起写。可以说，《新青年》在创办初期是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刊物。
胡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当时亚东图书馆经理、同为安徽人的汪孟邹介绍给陈独秀的。
当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自己的一位老乡，说他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此人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时。
“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脱口而出。
原来，陈独秀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老乡。此前，胡适曾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还有，胡适也曾把都德的另一篇小说《柏林之围》，译为中文，发表在章太炎主办的《甲寅》杂志上。这两篇译文陈独秀都认真的读过了，而且不但对译文，对译者也印象深刻。
译文自可表达译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柏林之围》的译文在《甲寅》上发表后，章太炎曾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写一些政论方面的文章。胡适给章太炎回信表示自己学业忙而婉拒。但在回信中，胡适表达了通过翻译外国文学来改造祖国文学的思想。胡适的回信被章太炎刊登在了《甲寅》杂志上。
这封刊登在了《甲寅》的信陈独秀也看到了，并由此对胡适有了更多的关注。胡适的名字，第一次被别人所提及，是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大力向读者推荐胡适的《割地》和《柏林之围》两篇译作。
汪孟邹不知道这些，听了陈独秀的话感到奇怪，“你怎么知道？”
陈独秀说：“《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
陈独秀说的就是上边提到的胡适给章太炎的回信
陈独秀忙让汪孟邹向胡适约稿，嘱托“言语写恳切些”。
于是陈独秀的《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后，汪孟邹就把它寄给了远在美国的胡适，并写信给胡适转达了陈独秀的约稿之意。
此后每次见面，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
于是汪孟邹只好一再催促胡适，让他赶紧写东西寄来。
汪孟邹（1878～1953），和胡适同为安徽绩溪人。20岁中秀才。23岁进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维新思想影响下，25岁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任经理。销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新刊，兼营文具仪器。翌年，支持陈独秀出版的《安徽俗话报》半月刊，出23期。1913年到上海，独资创立亚东图书馆，任经理，十年后设立编辑所。他人极忠厚，和陈独秀、胡适、章太炎私交很深。
1916年2月，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这封信。这也是两人通信的开始。
收到胡适的来信，陈独秀非常高兴，更加期盼胡适的大作。
1916年夏，胡适把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这是胡适给《新青年》撰稿的开端。从那以后，他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通信》和《藏晖室札记》等文章。
至于胡适怎么会想到要写《文学改良刍议》呢？
这当然也不是他的一时心血来潮，对于文言文的晦涩难懂，胡适早就心中有异，但还有直接的原因。
胡适做为公费留学，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里还有一张小传单，传单上写着“多种树，种树有益”，“废除汉字，改用字母”等宣传文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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