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试图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到的《新民说》，是汇编了关于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的十几篇文章的老版本，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因此，胡适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
言道：“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这种划分，今天看来自然是需要商榷的，但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胡适四十岁左右，在学术界如日中天，堪称泰斗的中青年时期，对已渐被大浪淘退的梁启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说：“我们把梁先生看作老辈”，又说梁任公：“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氏逝世，他特别难过，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任公大殓，我在广慧寺。我同（任）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第一个见着蹇季常，他两眼噙着老泪，我说，我来迟了8分钟！也不觉坠泪了！……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
20余年后，提及梁启超，胡适又说：“（协和医院）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竞无法延长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作为朋友抑或师长，这是胡适先生作为晚辈予以的敬爱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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