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安会的活动引起了多方反对，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文：“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
“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剀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遽更改国体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云云。
袁世凯这时摇身一变，成为了民主人士，讲起了言论自由。
回复肃政厅：“欧战发生后，国际情势已变，墨西哥之乱，可为寒心……我以大总统之地位，实难研究及此；但学者开会讨论，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我个人既不想做皇帝，又不愿久居总统之位，洹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他们主张如何，均与我不相涉。……此举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
筹安会成立之后，原定计划是组织各省代表前来北京，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但因为参政院要在九月一日开会，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因此只好改由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
所有请愿书均由筹安会代拟。九月一日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
筹安会自成立到组织请愿团，前后不到十天，这样的高效率，恐怕在全世界也不可能有第二。
有人戏称：袁世凯一生中所玩的政治把戏，这一幕是最拙劣而幼稚的了。
九月六日，袁派政事堂左丞参杨士琦出席参政院，代表他发表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如下：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委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
“然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
“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这是一篇半推半就的妙文，袁世凯已经明白表示如果全国人民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便只能服从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对。参政院心领神会，马上制造民意的文策。
筹安会的成立，虽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这个机构本是一个研究国体的机构，所以除了国体论战而外，反对的人也是循法律途径，希望**解散这个团体，没有其他的实际行动。
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他辞去国史馆长回湖南老乡，看来也不甘寂寞。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王闿运由衡州来电云：
“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
“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遹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开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闿运叩。删。”
袁即日复电云：“衡州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请，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谟，匡予不逮。”
各省的劝进电都没有得到袁的复电，只王闿运一电有复，趋炎附势之徒惊为异数。其实据说这封劝进电是假的，因为王闿运已届八十有五高龄，自不会缘木求鱼。实在是被他的得意门生杨度偷奸一次。
筹安会成立先后只有两个月，开始时轰轰烈烈，趋炎附势之流争相攀附，迨梁士诒的请愿联合会出现后，筹安会声势大减，于是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并发通电宣告筹安会结束，电云：
“筹安会之设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今国体问题，已待决于国民代表大会，以全国民情向背论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国体，当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意。
“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国体，并在立宪政体。盖国体必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体必为立宪，始有一定之法制。无一定之元首，何以拨乱？无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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