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家的那座哥特式尖顶的红砖瓦小楼在晨雾中苏醒了。连续几个月的轰炸，伦敦不知道被毁灭了多少建筑，死伤了多少人。汽车被震上房顶；炸弹把九层楼房一穿到底；压在房梁下的母亲强撑着身躯保护着怀中的婴儿等待援救，连续十几个小时背脊不曾弯曲；刚刚举行了婚礼的夫妇跨出教堂门便双双血肉横飞……这些新闻都已是平淡无奇的。而奇怪的倒是亨特家的这座百岁高龄的小楼竟然还没有轮上一颗炸弹，它只在无数次的哆嗦中甩掉了房顶的几块鳞甲，在饱经风霜的腰身上张开了几道裂纹，至今还挺立在东倒西歪的邻舍之间。奥立佛几次动员全家都到地铁车站去过夜，沙蒙·亨特却懒得去，他半开玩笑地说这座房子有“灵”，上次大战就没倒，这次也可能挺得过去，实则是他认为躲避是盲目的，有的人就是在东奔西逃时送了命，倒不如干脆“听天由命”。韩子奇也不肯走，这座房于里存着他从中国带来的珍贵收藏品。中国人习惯于把宝贝藏在身边，而不愿存入银行的保险柜，何况现在哪儿都不保险了。韩子奇要守着这些东西，他也不可能每天带着到地铁站去过夜，天明再搬回来。他更不能丢下这些比性命还宝贵的东西去“逃命”。最后的一致意见是把这些藏品，连同日用物品都搬到楼下的地下室去，大家夜晚都囚禁到地下，白天再出来放风。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命运了，如果炸弹不把楼基下的厚水泥板敲碎，就别无所求了。奥立佛以足够的耐心把地下室好好儿地布置了一番，弄了几张铁床，双层的，单层的——有人在做这种生意，把炸毁的破房中的钢筋拆下来，制成简易却牢固的床，专门卖给人们住防空壕时使用。床上铺了垫于，罩了床单，把每个人的日用品都搬下来，地下室里倒也住得“舒适”。平时大家难得这样挤在一起，临时避难的集体宿舍反而使人和人更加亲近了。亨特照例是上床就呼呼大睡，韩子奇则常常彻夜难眠，睡不着的时候，就和梁冰玉谈中国，谈北平，故乡的一切都是那么难以忘怀，谈起来就更没有睡意。这样的漫谈对于亨特太太和奥立佛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像听《天方夜谭》似的，想象着那个神往而又陌生的国度，寄托着对祖先故土的深情。奥立佛很快就习惯了并且迷上了这样的隐居生活，如果不是大轰炸的威胁，他怎么可能和梁小姐相距飓尺地躺在床上夜谈呢？他开始是静听，渐渐地就加入了议论，后来变成了各抒己见的讨论，议题又扩大，他给他们讲“亨特珠宝店”的百年历程，讲他为了经商在欧洲的游踪：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庞贝古城、日内瓦、海牙、巴黎……梁冰玉也听得入迷了，仿佛战争不存在了，她忘却一切烦恼，在世界游历……他们就这样打发漫漫长夜，无话不谈，却又小心地避开一个话题：爱情。自从几个月前奥立佛向她敞开了心灵并且遭到了拒绝之后，就再也不提起这事儿，他的父母也没有觉察，似乎这两个年轻人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她总觉得奥立佛是在克制自己的感情，奥立佛在身边的时候，她仍然可以感到一股被压抑的爱火在烘烤着她，但是奥立佛却不说，再也不说了。他仍然像过去那样，经常从外边买来鲜花，插在梁冰玉床边的花瓶里，过去在房间里，现在在地下室，从没有间断。梁冰玉的身边，总是有鲜花在开放。梁冰玉不能不对奥立佛继续保持着戒备心理，她担心他会再次进攻，却又迟迟没有发生。她没有想到奥立佛会真的让她安静，这安静又使她对奥立佛似乎怀着一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愧意，她不知道这又算是一种什么感情……
夜尽了，天亮了，地下室铁床上的五个人都爬起来了，惺松睡眼对望着，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幸运感：又活过了一天。战乱时期也还没有丢掉那彬彬有礼的问候：“早上好，梁小姐、韩先生！”
“早上好，亨特太太、亨特先生！”
“早上好，奥立佛！”
好像刚刚从五湖四海汇拢来似的。
上楼去洗漱。从地下室又回到人间，梁冰玉觉得比地下冷得多了。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脚下绊着了一个什么东西，叽哇一声，惊得她险些摔倒。一看，是猫，亨特家的那只白猫。奇怪的是竟有那么多猫，黄的、黧花的，大大小小五六只，都挤在楼梯上酣睡，一声惊叫，都醒了，乱哄哄叫起来，可怜巴巴地仰脸望着人。
“哪儿来的这么多猫？”她说。
“噢，噢，都是邻居家的！”亨特太太辨认着，“找不到主人，都跑到我这儿避难来了，上帝啊，这些可怜的生灵！”
梁冰玉顿时感到自己和那些猪也差不了多少，无处认家园，只有企求他人的庇护，猫儿也有这么强的求生的**！
“都来吧，这些小可怜！”亨特太太抱起那只白猫，招呼着猫的伙伴们，“跟我来，我不能看着你们饿死！”
猫儿们都追着她往厨房跑去，亨特太太那慈爱的声调和她身上那种家庭主妇特有的气息，刺激了猫儿们的辘辘饥肠。
一家人洗漱完毕，都到客厅里来吃早饭。亨特太太抱歉地请大家原谅，除了牛奶面包之外，她什么也拿不出来了，鸡蛋、牛肉都买不到。谁也没有埋怨她，为了维持五口人的吃喝，她已经尽力了。亨特太太表示，圣诞节一定要让大家吃好，她去想办法买火鸡，起码要买两只，圣诞吃一只，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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