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自己的书桌前坐下来，打开台灯。
桌上还摆着鲁迅的《铸剑》，没有译完。他最近太忙了，面临“五一”和“五四”，从学校到西语系到他所负责的那个班，都有许许多多的会要开，他既是英语教师，又是班主任，哪一件事儿几乎都要挂上他，而凡是他参与了的工作，他都本能地认真去做，这就把业余时间全占上了，一篇万字左右的小说，就拖到现在还没有译完，到“哈哈爱兮爱乎爱乎……”就停下了。
他摊开稿纸，想继续译下去。这首歌很不好译，它的节奏感很强，歌词却扑朔迷离、恍恍惚惚，令人似懂非懂。小说里边就称它是“胡诌的歌”，鲁迅生前也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鲁迅当然决不可能不理解自己的作品，这首歌悲壮、苍凉又充满了炽烈的感情，让读者不禁击节而和，感叹歔欷。但它的外表却又是荒诞的，鲁迅把深意藏在荒诞之中，造成一种介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强烈的艺术效果，也许正像莎翁笔下的丹麦王子那颠三倒四却又撼人心魄的“疯话”？
油印的剧本《哈姆雷特》就摆在他的面前。他放下稿纸，随手翻开剧本。自从郑晓京送来，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地、从头到尾地看一遍。随便翻到一页，刚刚看到“莪菲莉娅”这个名字，他的手就停下了。剧本上浮现出新月的形象，静静地看着他，脸上蒙着一层淡淡的哀愁……不对，她不应该是一个悲哀的形象！不应该！……她离开学校已经三天了，三天来，他没有在英语课上看到她那专注听讲的神情，也没有在未名湖畔看到她那一边捧读一边徐徐踱步的身影，更没有听到她叩响这间书斋的小门，叫一声：“楚老师……”这三天，显得很长，甚至比那一个月的寒假还长。放寒假时，她是高高兴兴地走的，他知道她在寒假里读什么书，做什么事；而这一次，她是匆匆离去的，一去不回。他曾猜想，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严重的困难，不然，她不会三天不来上课，也没有打来电话。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包括她的父亲也许伤重病危……惟独没有想到是她自己病了，而且是这么严重的病！新月竟会有心脏病吗？平常她的身体不是很好吗？体育锻炼和课余的劳动也都是参加的，只是有时候看见她有些气喘，这在一个女孩子来说，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但现在，她却突然病倒了，真是无法解释啊！
楚雁潮很难再像往常那样安静地投入夜读和译著了，他烦躁地站起来，在书桌和房门之间的那点空地来回地走，茫无目的地看着满壁图书，看著书架上那盆绿叶葱茏、含苞待放的巴西木，看着闲置在书堆中的小提琴，却在哪儿都看到了新月的影子！他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新月，不，她不可能病倒！楚雁潮想，也许这是大夫的误诊，或者病情并不像郑晓京和罗秀竹形容得那么严重，因为她们毕竟没有见到新月本人。
第二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镇静地走向英语教室，在那里，还有他的十五名学生在等着老师。
下午三点钟，郑晓京和罗秀竹提着一网兜儿不知用什么神通买到的水果，匆匆赶到了同仁医院，住院处门房的老头儿毫不客气地拦住了她们。
“你们找谁啊？”
“内科一○九病房，韩新月。”罗秀竹回答，她牢牢地记着昨天韩太太告诉她的号码。
老头儿慢条斯理地看着那挂满小牌牌儿的木板，找到韩新月的名字，说：“哦，牌儿没了，有人在里边儿探视，一次只能进俩人，你们瞅，俩牌儿都没了……”
“那……我们白跑了一趟？”罗秀竹大失所望。
“等着吧，”老头儿慢悠悠地说，“等里边儿的人出来……”
“老同志，”郑晓京掏出军装口袋里的学生证，“我们是北大来的，代表全班……”
“你代表谁也没用，这是医院的规矩！”老头儿并不买账。
郑晓京的脸气得发白，她平时出入xx大院，只需要对警卫点个头，哪儿遇见过这样挡驾的！
“老大爷，能不能通融通融哟？我们跑了好远的路……”罗秀竹想用软办法来感动对方。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老头儿行使他那点权力毫不含糊，不再理她们，戴上老花镜看起报纸来了。
她们就只好等着，心里埋怨着那两个探视新月的人，为什么迟迟地不出来？
此刻，坐在新月病床前的是陈淑彦和楚雁潮。
楚雁潮刚才进来的时候，陈淑彦刚刚给新月喂完了二百毫升去脂牛奶。她吃得很慢，陈淑彦一勺一勺地送到她的嘴边，让她慢慢地咽下去。喂完了，用热毛巾给她擦了脸，让她静静地躺着休息，什么也别想。
同室的病人，有一个在睡觉，另外两张床都空着，床头柜上摆着一些药瓶和食品，也许是病情较轻的病人出去散步了，病房里很安静。
这时，楚雁潮来了。
新月闭着眼睛，半坐位*在枕头上。她脸上的紫红已经褪去了，又恢复了那纯净的象牙色，嘴唇微闭着，呼吸舒缓而均匀。一只手贴着脸腮，另一只手平放在床上。像是经过了艰难的跋涉，她累了，在做片刻的小憩，那睡姿是安详的。
楚雁潮的敲门声很轻，进门的脚步声也很轻，但新月还是听到了。“淑彦，是哥哥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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