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惩罚，忠厚勤劳的人们自然不会反对，也不会有怨言。
但忠厚勤劳者一般都谨慎怕事，影响力很小。大发怨气的是各种疲民。这些人都很刁钻强悍，通常专门靠欺压良善、敲诈商贾、偷鸡摸狗、抢劫财物为生。
还有一种“富疲”，由于家道富裕不缺钱财，便不事劳作，逃避兵役，专门游荡四方，做游侠式的好汉。
这种人有威望有能力有武功，影响力很大，是疲民之最。更有一种家道中落的“士疲”，识得字，读得书，偏偏下不得苦。
文不是文，武不是武，或整日在市人中摇唇鼓舌评判是非，或在官府吏员中传播道听途说的各种流言，或帮着“富疲”出谋划策蹭饭吃。
这种“士疲”对惩治疲民的法令骂得最为刻薄尖酸，说惩疲法令是“蛇蝎心肠，有损阴德”，是“老妪当家，阴气到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庶民国人中的怨言，上层也是一片怨气，大不安宁。
卫鞅的第一批法令中，也包括了对宗室贵族的惩治，即所谓惩治“贵疲”。宗室贵族，就是国君（国王或国公）所在的部族。
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这种人是天生的贵族，做事不做事，立功不立功，都照样是世袭的高等级爵位，从国库中领取极为优厚的俸禄，享受包括高车骏马、大片府邸在内的各种特权待遇。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是王公贵族，他们的享受是无法被剥夺的。
可是，《军功受爵法》却横空出世，赫然规定：取缔世袭爵位制！凡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或其他大功，不得取得爵位；两年无军功者，除去贵族籍；一旦除籍，贵族就是庶民，原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特权一律剥夺，享受的国库物资一律没收，附属仆佣一律归官府，其家人与其他人口（如庇居亲戚），不得在府邸、田产、车马、衣食各方面享受原来贵族待遇；
现有爵位的贵族，包括家人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家长爵位的高低等级定衣食住行，不得以财力雄厚或其他背景而有丝毫僭越。这样做，就是要造成“有功者必使显贵。无功者，虽富而不得芬华”的现实，鼓励人们为国家立功。
这种法令对秦国的宗室贵族来说，直是匪夷所思！
三皇五帝以来，贵族纵然无功，最差也是个等级较低的世袭贵族。
何曾有过没有功劳就会被开除出贵族阶层的怪事！
说到底，那时的贵族毕竟还是国家骨干，想为国家立功者也不在少数，而且确实有许多建立大功的贵族人物。
寻常时日，正派的贵族也会认为，为国家建功立业是完全应当的。可是有了这道法令，有功的贵族们便认为这是蔑视宗室贵族，刻意限制贵族，感到尊严受到了大大伤害。
那些无功也无能、整天混日子的“贵疲”们，则惶惶不安，大骂卫鞅是挖秦国的老根，是吃里扒外的小人！新法是“害人恶法”！
一些宗室贵族便秘密串通，来找宗室贵族中最有地位的嬴虔。
在宗室贵族中，嬴虔非但曾经是大权在握的左庶长，目下依然是太傅和事实上的上将军，但更重要的是，嬴虔还是先君秦献公的长子，是最显赫的宗室贵族大臣。
如果嬴虔也反对这种侮辱宗室贵族的“恶法”，他们就可以再求见国君诉说委屈，形成气候，卫鞅的这种法令就很有可能被取缔，甚至卫鞅本人也极有可能翻船。
可是，当这一群老老少少在暮色中陆陆续续来到嬴虔府邸门前时，府中家老却出来说，太傅身体不适，不能见客，让他们早早回去。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嬴虔是个睁硬眼的厉害角色，闻言不敢停留，都灰溜溜的走了。
此刻，孟西白三人却正在嬴虔府中诉苦。
嬴虔对卫鞅变法自然是全力支持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嬴虔的全力配合支持，卫鞅要在秦国立足，变法要纳入正轨，都会是极为困难的。
但嬴虔以为，变法就是整顿吏治、废除井田、训练军队等等。他忙于军务，也没有时间去预闻新法内容，确实未曾想到变法会是如此的彻底，竟然对宗室贵族也毫不留情。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变法是国君与卫鞅的事，他无须多管，管多了也不好。及至第一批新法令颁布，朝野轰动，他才认真看了看，想了想。
从本心讲，他认为这些法令都是对的，但心里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快，也觉得这些法令总有一点儿不对味儿。
想来想去，是觉得这些法令太得严厉，尤其是对宗室贵族太无情，让他心里觉得不舒服。虽然如此，嬴虔毕竟是个头脑清醒的人物，他决意不干预变法，立即找来家人严厉叮嘱，不许一人在外面议论新法，否则决不留情！
嬴虔刚刚安顿好家人，孟西白三人便联袂而来。因为三人都是将军，而嬴虔又是事实上的秦军统帅，来嬴虔府原本也不奇怪。
然则嬴虔从来不在家中会见将领和大臣，事先更没有约见孟西白三人，心中便知三人有事外之事。偏偏嬴虔沉得住气，礼仪寒暄仆役上茶之后尽问一些军旅之事，绝口不提栎阳国事。
孟西白三人说了半个时辰还找不到转移话题的机会，心中暗暗着急。恰在这时，家老来报，说有宗室老少十余人在府门外求见。
嬴虔冷冷回答：“让他们回去。就说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家老出去后，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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