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广州起义接踵而至，毅然担任起义部队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叶挺，振臂发出“武装夺取政权”的疾呼！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在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朱德、贺龙和叶挺率领下，恶战会昌，虽连战连捷，但终因敌众我寡，加之敌军绝非酒囊饭袋之辈，并且会昌又不是久留之地，所以叶挺部队向东经福建，沿汀江南下，火速进入广东境内。
广东是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大本营，革命军深入广东境内实乃身置虎穴，铤而走险！
尽管兵书上讲：“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之；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但是，置身于犬牙交错的战局之中非英名统帅而难以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和统揽全局。
革命军于九月上旬到达长汀，几日后又沿汀江顺流南下，接着进占潮州和汕头，然后又向揭阳挺进，由于在错误的地点又采取错误的兵分三路的策略，叶挺和贺龙指挥部队在揭阳打了一场遭遇战，虽然数倍于我之敌军损失惨重，但本来所剩为数不多的我军也牺牲了很多人，这在英雄的叶挺部队来说，应该讲是绝无仅有的。
“撤退！”叶挺见再打下去我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为保存实力，决定撤出揭阳，他那狂挥的手臂在空中划出一道固体般的轨迹。
“军长，我们牺牲了这么多人，还没有向敌人讨还血债，为什么要撤？！”跟随叶挺征战多年的官兵瞪着血红的眼睛，不解地向叶挺喊道。
叶挺看着一个个满脸污垢和两眼燃烧着复仇怒火的官兵，鼻翼一阵阵发酸。他觉得这些纯朴的官兵太可爱了，他们不仅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视死如归，而且爱憎分明。他极力抑制住感奋的情绪，大声规劝地说：“我叶挺自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尤其是自成为一个革命军人那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是，今天为什么不与敌人血战到底，是因为我们的命比敌人的命要贵重千百倍。我们只有保存实力，才能打赢以后更加艰巨更加残酷的战争，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也是过去诸葛亮讲的，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不能硬拼和后发制人！”
叶挺一番声声剀切和袒露衷肠的话语，犹如一阵强劲的东风，吹散了笼罩在官兵心头浓重的云翳，齐声表示：“军长，下命令吧，叫我们撤到那里就撤到那里！”
于是，叶挺和贺龙带领二十四师边战斗边向东撤退，于十月上旬来到普宁县，与周恩来和聂荣臻等会合。
这时的周恩来由于连日随军奔波，患上了恶性疟疾，加之发起高烧，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为了避免革命军的彻底失败，紧急召开了“前委”会议。
会议时间开得很长。
开得时间很长的会议说明与会者意见一时难以统一。
会议的决议无情地证实：一场具有伟大革命历史意义的“八·一”南昌起义，历时两个多月，经过血与火的对垒，征战数千里，在强大敌人残酷杀戮下，在广东普宁县宣告暂时失败。
周恩来因为病情严重，先是躺在担架上转移到中共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家里隐蔽下来，嗣后由聂荣臻等掩护到**治疗疾病。
一向戎装在身的北伐名将叶挺，不得不在一片散乱的撤离中，忍痛告别生死与共的官兵，潜回到澳门的家中。
时在闽西的朱德和陈毅等率领由叶挺独立团到二十五师再到红四军延扩下来的部队，经转战赣南信丰、大庾、湘南、桂东、汝城和粤北仁化、韶关等地，并于1928年初发动湘南五县的“年关暴动”，之后到毛**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不甘心失败而发誓要“卷土重来”的贺龙，经**赴上海，然后辗转回到湖南，重新拉起一支革命武装，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八·一”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她在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征程中，不失为昂扬的序曲，而随着主旋律的扩展，雄壮澎湃的将愈发激情四射，声震环宇。
广东虽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但也是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策源地。
距“八·一”南昌起义四个月后的广州，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根据“中央”的布置，准备在广州和广东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并且于12月7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12月13日在广州举行起义。
两个月前回到澳门家中的叶挺，虽然与爱妻李秀文及幼子福龙团聚，尽情享受夫妻恩爱与天伦之乐，但他每日都觉得有一块沉重的块垒如鲠在喉。他感到胸闷极了，又沮丧极了！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安即慰之辈，也不是一个被失败吓破了胆的苟生者，而是一个驰骋疆场戎马倥偬的战将，是一个胸怀报国之志的革命家。
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领导的大革命猝然夭折，共产党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又被国民党反革命势力扼杀，难道北伐先烈的生命就白白牺牲了？民主革命就如此给断送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莫非就这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民大众永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叶挺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诘问，与其说是在问天问地，莫如说是在严厉拷打作为一个革命者应具备的良知和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