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身上的虱子与“挥泪斩马谡”。
19世纪20年代被称之为“红都”武汉的初春，初暖乍寒，不时抛洒阵阵细雨，浇在人身上不禁打几个寒战，并像患感冒似的“阿嚏”、“阿嚏”地打上几个喷嚏，使不少行人板不住骂上几句这种变化无常的鬼天气。
自4月27日起，江城武汉市区平添了几次紧张的气氛，肩扛枪支的北伐军频繁地在街道上穿梭，尤其是挂在军人脸上那种复杂得过分的严肃感，使平民百姓猜测到在武汉一定有什么大事情或者是即将要发生什么大事情。
因为这本来是个多事之秋呵！
处在政治中心的人们对政治有一种特殊的敏感的心理。
的确，从这一天开始在武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共产党机构的代表80人，代表总数为57900多名共产党员的强烈呼声呵！
因此，这是在极不寻常的时刻召开的一次极不寻常的大会。
说是在极不寻常的时刻，是因为刚刚在十五天前，早已与武汉革命**分庭抗礼、企图在全国实行反革命的独裁统治和蓄谋已久要排斥和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举起血腥的屠刀，在上海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大屠杀，他指挥军阀孙传芳在上海的周凤岐部队，勾结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操纵的“工界联合总会”的几百名凶残暴徒，或伪装成工人，或借口“工人内讧”，疯狂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大肆逮捕和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残酷镇压工人抗议游行队伍，彻底暴露了他反革命的嘴脸。当场打死打伤工人和共产党员数百人，并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一时间，上海腥风血雨，凄风怒号。第二天，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十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大肆屠杀，死伤人数不计其数。接着，丧心病狂的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军队和黑帮势力，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又捕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三天时间，就有300多人被屠杀，500多人被逮捕，5000多人失踪。
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专程来到上海，又与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广西军阀李济深立刻回到广州，与国民党**人物左应芬、钱大钧等，组织广东各地的反动军警，于4月5日举行了反革命政变，肆无忌惮地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黄埔军官学校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封闭了革命的工会、农会和学生、妇女组织，杀害了共产党著名人物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菘等。这次反革命政变，残酷地屠杀了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_多人。
与此同时，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京逮捕并杀害了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陈延年、赵世炎等。
霎时间，蒋介石制造的反革命白色恐怖遍及全国，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人头落地，多年苦心培育起来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群众组织被破坏或摧毁，致使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巨大的灾难之中和急需挽救的时刻。
说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大会，是缘于共产党的***陈独秀面对蒋介石蓄谋已久凶相毕露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还顽固地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的怯懦、妥协和让步，甚至达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陈独秀，清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后漂洋过海到东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安徽省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创办《青年》杂志，并主编《新青年》，还在北京大学创办《每周评论》，担任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士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陈独秀的确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加之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又自恃建党有功，所以专横跋扈，在党内搞“一言堂”。
大凡自傲的人都自命不凡。
大凡自命不凡的人都认为自己一贯伟大。
大凡认为自己一贯伟大的人都固执。
大凡固执的人都目空一切。
大凡目空一切的人都霸道。
大凡霸道的人都“家长制”。
大凡“家长制”的人都认为“老子打下天下就应该老子管天下”，并老迈昏庸还搞“垂帘听政”。
大凡认为“老子打下天下就应该老子管天下”的人说到底还是个“土皇帝”。
大凡是“土皇帝”的人都不讲民主。
大凡不讲民主的“土皇帝”到头来于国于民贻害无穷又无一不是悲剧人物。
陈独秀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本来，早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陈独秀就因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当北伐军占领武昌后，蒋介石在南昌已开始与设在武汉的国民**剑拔弩张，尤其是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中大肆排挤共产党员并指使反动分子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捣毁共产***的南昌、安庆、九江国民党党部，打死打伤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优秀的工农分子后，身为共产党***的陈独秀居然仍我行我素地大搞投降主义，坚持放弃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领导权，以至登峰造极地与大汉奸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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