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里，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尽管从来没停止过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但却一直视商品经济为异已。就连农民用几个鸡蛋换些零花钱有时也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
对商品经济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首先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状况，大幅度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在生产和销售中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在此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市场经济被摆到重要位置上。紧接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在商品经济前面加了一个“有计划”的限制，但是体制模式已经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最后在党的十四大上，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冲破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羁绊与禁锢主要不是理论而是社会实践。对于当今中国，已经不存在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和该不该搞商品经济的问题，而是不搞商品经济不行，这同样是实践做出的结论。
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起点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首先是人们的一种交往方式，即使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人们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全部的需要，个别的需要总是要通过交换去满足。在交换的过程中我们不排除商业欺诈，不排除有人或多或少吃了亏或占了便宜，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研究，商品交换总的趋向是等价交换。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量取决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价值规律。交换的结果是双赢，双方各得其所。可见所谓商品交换其实就是等量的不同质的劳动的相互交换，也是人们相互提供服务的过程，只是服务必须是有偿的，等价的。商品交换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交往方式。一个社会的生产如果以生产商品为主要形式，这个社会的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因此，讨论为什么要搞商品经济，其实也就是讨论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人们所以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是由劳动的私人属性决定的。我们知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剥夺的过程。资本可以剥夺劳动者的全部生产资料，使劳动者一无所有，但是它无法把劳动能力从劳动者身上剥离。正如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剥夺剥夺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但同样不能一下子改变劳动的私人属性。决定劳动的私人属性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人身自由；二是劳动与享受的对立。第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奴隶制度下，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奴隶劳动对奴隶说来不具有私人属性，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存在人身依附，农民的劳动对农民来说也不具有完全的私人属性。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第二点--劳动与享受的对立。关于劳动与享受对立的形成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笔者在拙文《劳动与享受》（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一文中进行过论述，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对现代人说来，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的，如果自己不劳动也能谋生，也能获得享受资料，人们当然更愿意不劳动。因此只有有偿的使用劳动，才能维持和鼓励劳动，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的。等价交换所体现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人类交作形式发展的高级阶段，当然也是不可愈越的阶段。也许有人会说，等价交换未必一定要采取商品交换这样迂回曲折的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设想一种没有货币的调节商品交换，详细内容前边已引用。恩格斯也谈到过：“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用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48页）。在这里，无论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不同，在同样的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了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进步、生长周期的长短、生产规模的大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从来未谈及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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