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没说，花寂妈妈以前所在的单位是某国营制药厂，风光的时候效益可观。
花寂妈妈的岗位是“包装”，就是给瓶身的标签盖上生产日期，手动一张张得，给每一罐药瓶子平平整整贴好。
标签小小的，妈妈可以很熟练，像银行柜员数钱的姿势一样，“啪嗒啪嗒”把章盖得飞快。
花寂在旁边看，也会有来自灵魂的疑问，因为妈妈给标签盖上的日期也不是真实的呀。
妈妈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精确的生产时间。
哪有真假，人们眼前看见什么，心里就会信什么。
几年后时代大浪掀翻体制，下岗初期是花寂妈妈生拉硬拽得求老领导谋了个还可以拿工资的岗位——清洗药瓶。
这活儿也简单：
呼啦一下，把麻布袋里玻璃材质的瓶子倒进贴着白色瓷砖的宽大水池里，水是循环流动的，每一个水龙头上面都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毛刷。
正常的流程需要工人把每一个药瓶来和旋转毛刷进行亲密接触，起码360°刷个几遍，再用清水涤荡尘虑，最后一个一个有序摆入烘干箱里高温消毒。
可每一次花寂去找人，看到的都是她们几个工人，直接从水池里，把刚倒进去才浸没于水中没多久的透明玻璃瓶子捞起来，直接装箱而已。
花寂也问，这样不是自欺欺人吗？
所有阿姨都发笑，就她们4个人的劳动力，瓶子多如牛毛数不清，真要一个一个清洗费那劲得洗到什么时候？
而且，这玻璃瓶子有的很不结实，瓶身不是很均匀，有的地方特别薄，这毛刷动力大，万一刷着给刷炸了怎么办？
这工伤谁能负责，大家都是临时工，连合同都没有的。
怨得了谁，这样落后的设备，这样敷衍的态度，怎么会有长久发展的可能？
所以在花寂中考前后，厂子就已经彻底消亡了，好像连占地都被政府收走了。
也不可能只靠着花寂爸爸的小货车养活一家人，既然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技术傍身，花寂妈妈只能靠劳动力讨生活。
在饭店做过服务员，洗过盘子，甚至还打包过饭店里客人没有吃完的东西回家，后来又在市里步行街扫过大街。
这段心酸的往事一开始花寂也不知道。
她当时在中考阶段，妈妈没必要使她分心。
也是无意中听大人们聊起来，原来花寂家这么艰难的时候，也没告诉姨娘，她妈心想戴着口罩就没人能看得清是自己了，她也以为自己可以克服心理的障碍，可真到了第一次出街的时候，自尊心根本受不了，好像地面上扫过的每一道痕迹都有眼泪划过。
没几天就被逛街的姨娘发现了。
姨娘当时总觉得这个扫地的人身影轮廓很熟悉，而且老是故意背转身，像是回避自己，一副个做贼心虚的样子。
当她不依不饶追上去，发现是自己妹妹，满腔都是心疼和不舍，直接拉走了去解除劳动关系。
姨娘考虑过安排花寂妈妈去事业单位作一个保洁人员，被花寂妈妈婉拒了。
她知道自己老公总是麻烦人姐夫，哪里愿意再去姐夫单位做清洁，这一条亲属关系摆在这里唯恐以后被人抓着姐夫的小辫子。
后来，花寂妈妈自己又寻了个正儿八经的酒店的工作。
只踏踏实实洗酒店床单被罩，也不需她去收，自有打扫房间的员工送上来，由她扔进洗衣机处理，负责晾晒。
不管怎样，不再需要像扫大街那样豁出去，抛头露面，花寂妈妈已经很满足了。
在听过方媛的家事以后，花寂心里并不是如张歆所说，想要从气势上去胜过她什么。
她想到了很多，更懂得这样家庭，为人父母有多么艰辛。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能看透一些事情，不过是因为这些事情的背后有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部分。
花寂也是。
她觉得她们有一样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于是不由自主把自己母亲经历过的冷暖带入到对方身上。
因此没有了一开始先入为主的滤镜观去看大家的相处细节，她便能品出一些味道。
有一天，不知是谁挑起了话题，女生们都围坐一团互相欣赏彼此的钱包款式，兴致盎然的方媛也在其中，好不好看不一定，可她的钱包十分鼓囊。
当时徐可儿一把抢了过去，觉得很厚重，用手掂了掂，再打开，表情夸张地扔回来，脱口而出：
“你这怎么跟打肿脸充胖子的人一样，里面全是硬币，我说怎么这么沉呢。”
徐可儿边说边亮出自己的钱包，任何人随便一扫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十块、二十块，甚至还有红色一百的纸币，意思是她就没什么硬币。
扔回来的时候，硬币噼里啪啦还掉了几枚，方媛心急去捡，在众人的笑声中，她没有像一样据理力争。
徐可儿可能是顺嘴说没过脑的话。
可如日本作家太宰治认为的那样：
“正因是不经意间说过的话，才有带有真实的味道。”
作为旁观的花寂明显感到当时的方媛有一丝窘迫，那种窘迫像极了花寂当年初中被人有意无意问起漂亮衣服由何而来的强烈不适。
她开始体会到骄傲的方媛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当她们交换移动通讯小灵通号码；
当她们相邀用家里电脑聊oicq；
当她们互相说起自己父母的职业，方媛也会故意不加入当做没听见。
她只对着花寂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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