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智慧的较量，更是力量的竞逐。孙子对军队管理和训练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兵众孰强”、“士卒孰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基本因素。事实上，离开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在战场上要取得任何胜利都是不可能的。韩信卓越的军事谋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军事实力基础上的。井陉之战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此战，韩信率领的部队是新募之卒，如韩信所言是“驱市人而战”，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却进退有序，潜伏无形，攻则必取，战则必胜。显然，如果不是韩信长于训练军队和善于统驭士卒，这支军队是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的。由井径之战，我们既可领略韩信用兵如神的智慧，也可管窥韩信治军如神的风采。
孙子强调：“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作战时部队要能伪装混乱以诱敌，战前必须先有严明的法治；作战时部队要能伪装怯懦以诱敌，战前必须先有勇敢的素质；作战时要能伪装弱小以诱敌，战前必须先有强大的兵力。部队实治而敢于示敌以乱，是因为组织有序；部队实勇而敢于示敌怯懦，是因为态势有利；部队实强而敢于示敌以弱，是因为兵力雄厚。具备了这样的前提条件，欺骗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引诱敌人，敌人必会贪利上当。由韩信所创造的一系列著名战例来看，韩信用兵如神，每战必胜，既有赖于韩信卓越的用兵智慧，也必有赖于韩信过人的治军之能。
孙子强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运用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究其实质，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伐谋”、“伐交”等一系列非军事手段来达到胜利的目的。这种全胜战略思想，成为后世用兵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韩信既重视奇谋诡诈的军事手段的运用，也重视“伐谋”、“伐交”的政治智慧的运用，他把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融为一体，这对古代军事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要在心理上或是计谋上胜过敌方，从而避免交战，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样的战争才是高妙的战争，而这种取胜的方式，是兵法所谓“善之善者”，高招中的高招。韩信兵不血刃下燕就是运用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范例。汉王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韩信以背水阵大破赵军，迅速平定赵地，燕、齐成为他要依次打击的两个目标。当时的情况正如李左车所分析的那样，韩信虽然连战皆捷，名闻海内，威震天下，但其所部汉军，由于长期征战，已经疲惫不堪，实难再用。如果强攻燕国，势必钝兵挫锐于坚城之下，旷日持久，屈力殚货，使齐国乘敝于后。只要燕、齐不下，韩信对项羽实施战略包围的计划便不能实现，而楚汉间之胜负也就难见分晓。所以，如何迫使燕国屈服，确是当时既费筹划而又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韩信毅然采纳李左车“先声而后实”的策略，不费一兵一卒，使燕国望风而靡。
《太公兵法》说：“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攻期于无战，战期于无杀，不战不杀，却能使敌人不得不自甘屈服，实为军事斗争的无上妙谛。但这种十全十美的胜利不可能毫不费力，唾手可得，它必须通过高妙的运筹和艰苦的斗争才能得来。在战前作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还必须运用伐谋、伐交等手段，同敌人进行曲折的较量。这样一来，即使战争爆发，敌人刀己临颈，智不及谋，勇不及斗，动弹不得，只有低头认输，自甘屈服。韩信兵不血刃下燕确系由心计功力伐谋伐交换来的：一是通过显示有自己战则必胜的力量，对燕国形成强大的威慑；二是把在战争不可避免时敢于使用力量的决心和意志显示出来，并把这一信息明确地传给燕国。燕国之所以自甘屈服，实出于万不得已。
在攻心夺气不能屈人之兵的情况下，在“伐兵”问题上，韩信总是根据敌我力量的强弱，采取不同打法，灵活机动地战胜敌人，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事实雄辩地证明，在力量优势、态势有利、主观指导高明的情况下，可以取得损失小而战果大的胜利。垓下之战，汉军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韩信并未因此死板地采用四面围攻的打法，而是针对楚军战斗力很强的特点，以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战术，正面佯攻，两翼包抄，将楚军击败，挫其锐气。然后围而困之，入夜，韩信令汉军四面唱起楚歌，楚军兵少粮尽，加之听到四面楚歌，军心更加涣散，纷纷逃亡。项羽见大势已去，在逃跑途中自刎于乌江。韩信以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绝唱为自己的军事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从战争自身特点出发，只有突然袭击才能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取得胜利，这也是由“兵之情主速”这一客观规律决定的。韩信指挥的战役都是以主动进攻的形式出现的，秦亡后，诸侯兵罢戏下，项羽本想一心一意去当他的西楚霸王，而刘邦则要东向争权天下，这就使汉军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上。刘邦在彭城会战失败后，自己坚守荥阳、成皋一线，而派韩信率偏师对楚军实施战略包围，韩信仍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这种主动进攻的地位和当时的战场态势，都要求韩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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