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听，稻米和耕牛的良种是什么“杂交”搞出来的，听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路数。而且为了推广良种耕牛，吉田还号称可以“人工授精”，买一头种牛可以向多头母牛传种，牛累了可以人帮忙——人怎么帮忙，听着就荒诞不经、有伤风化！
土佐边上的宇和岛伊达家也不让人省心。
伊达宗城脸长得像马一样长，看着就不像个正经家主。
果然，今年传闻宇和岛的真珠也是人工养殖的，据说是家中最受宠的出身兰医的侧近二宫敬作之作——为了一点点利益，居然强迫母贝产珠，有伤天和，不，大伤天和啊，等着瞧，以后一定有报应！
关东、九州和四国都已经不是一片乐土了，其它地方也有样学样，山阳道的长州毛利家、北陆道的加贺前田家、东山道的仙台松平家（伊达）和盛冈南部家，都计划建反射炉，据说兰学者出身的家臣大为吃香。
在这种兰学大泛滥的情况下，儒学者们再也坐不住了，以昌平簧世袭大学头林家为首的儒学者也参与了这次风说书评定背后的交易。
尊师重道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不但公方样要听宿儒的讲课，而且幕府将军身边专门有儒学者作为顾问。
人制的江户时代，幕府和诸侯各家其实都是两套体系并重：以老中或者家老为首的幕政、藩政体系和以家主为首的侧近体系，因为幕政、藩政最终都要取得将军或家主的许可，所以家主的侧近借此获得很大的治政权利——往好了说是帮助家主补缺查漏，看看老中或家老们有没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讽刺的说法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幕府将军身边有御侧御用人、御侧御用取次、平侧众、儒者和奥诘儒者等人，这些人相当于公方样的私人秘书和顾问——其中前三种由谱代大名或大身旗本出任，儒者由林大学头一门垄断，奥诘儒者就完全是由出名的儒学者担当了。
这次以风说书大评定为由进行的幕政革新，后面分肥的人除了以御用人、老中和齐昭为首的亲藩和谱代大名、以大目付和两奉行为首的大身旗本、以大番头为首的军势幕臣，还有以“儒者”林大学头为首的儒学者，不然“试行法令”哪里能通过的如此迅速——如果不是长期以来的勾连，通过个鬼啊，这些人早就吵翻天了，没个一两年的争斗啥结果也不会有。
打不过对手就加入他们，错了，不是这句，是“为我所用”——儒学者的算盘打到了兰学者
的根基上。
儒学者掌管着官学昌平簧，只教授朱子儒学，但兰学者们也不是没有官方机构，这个机构就是“蕃书和解御用局”——这是在幕府天文方之下的机构。
1811年高桥作左卫门景保作为天文方奉行上书幕府，申请建立收集、翻译和整理兰书的机构，蕃书和解御用局于是正式成立。
高桥家身为幕府的大身旗本，景保是在坦庵先生之前的兰学首领，结果1828年西博尔德**爆发，幕府在兰国商馆医生西博尔德的行囊里发现大批违禁品，其中就有高桥景保提供给给西博尔德的扶桑地图，因此高桥被下狱，不久他死在狱中。
西博尔德**之后，身为韭山代官的江川太郎左卫门接过高桥的旗帜，成为了新一代的兰学首领。
1839年“蛮社之狱”爆发，蛮社之狱又称“洋学党之乱”，江川被以“识人不明”、“失察”等罪名被打翻在地，除了世袭的韭山代官外其他役职被剥夺了个干净。
但兰学者的圣地“蕃书和解御用局”居然安然无恙，虽然也被多次审查，但毕竟幕府还要靠它干活，所以幸免于难。
内有蕃书和解御用局，外有坦庵先生的绳武馆、坪井信道的“日习堂”、玄朴先生的“象先堂”、佐久间象山的“象山书院”等，这些兰学场所在林大学头等人看来十分碍眼，但私塾不好封禁——这些兰学者名气相当大、学生特别多，而且背后都有人支持，但蕃书和解御用局我还能拿你没办法？
趁着这次革新藩政的机会，儒学者将蕃书和解御用局“为我所用”：将蕃书和解御用局更名为“洋学所”，除了原本的职责外，还计划对幕臣及其子弟进行讲学，学头为大久保忠宽，大学头由官学昌平黉的林大学头兼任。
借口么，自然是这次“试行法令”的第三条，“整顿纲纪，重塑士德”。
这条是说如今幕府遇到困难，不是因为以前的法令有错误，而是执行法令的人出了问题，现在风气败坏，有的幕臣昏庸无能甚至学了一些歪理邪说就胡搞，溯本清源，要求幕府的武士都重视起来、加强自身的修养。
幕府每次重要的革新都会发布这样的条令，例如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的天保革新就曾要求，“矫正风俗”，“上下遵守古俗”，武士更要“严守士德，勤习武艺”。
按照林大学头的说法，兰学里有一些还是可以借鉴的么，这次将蕃书和解御用局更名为“洋学所”，除了原本的职责外还计划对幕臣及其子弟进行讲学，这是好事，但也要把关不要混进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
那谁来把关呢？自然是“道德之士”——也就是我自己了。
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林大学头兼任了洋学所的大学头，还抽调了昌平黉的部分教授、讲习进了洋学所。
整个江户谁不知道，幕臣中江川最精通兰学，因此这大学头之位舍坦庵先生其谁？结果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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