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不妥当的比方，我们中国历史的胖脸上有四颗痣，很显眼，就在脸的表面。
第一颗，中国历史四千年，华夏文明五千年，这两种说法都是讲我们历史悠远厚实的。但我们的历史是断代史，二十五史，是二十五个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朝代与朝代的延续不是自然顺延，而是革命，是一个推翻另一个，是流血牺牲，基本上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习惯说法叫改朝换代。段落与段落之间，是高级焊工焊在一起的。我们的历史更像一条一环套一环的粗链条。我们有中国通史，但没有中国史通，有秦汉专家，魏晋专家，唐专家，宋专家，等等，整个粗链条太庞大了，打通并理顺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大学问家了。
历史的这种演进方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我们的历史那么悠久，但留下来的大建筑很少，尤其是皇宫，都让后来者放火烧了。清朝之后是中华民国，是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启了新文明时代。如果再是一个帝制，北京故宫恐怕也是保不全的。
我们有二十多个朝代，每个朝代又有那么多王侯将相，如果他们的住处及办公室都保留下来，今天的景象该是何等壮观。但事实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仅朝代与朝代之间是打碎之后重建的。即使在一个朝代里，新皇帝即位，从老子手里接过玉玺，也要推行新主张。不仅仅皇帝，我们可以比照着想一个现实问题，今天的一个科长处长，履任后对前任科长处长的作为，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很少有在原基础上继续踏步前进的，他要实行“新政”。他没有“新政”，下属和同事会认为他没有水平，没有“新东西”。什么叫文化的劣根？什么叫文化的阴影？这些东西都是大问题呢。
第二颗，我们历史的顺序是这么排列的，从三皇五帝一路下来，一直到唐宋元明清，这是用的归纳法。在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打量历史，不走这个规律，而是使用演绎法。老百姓有两句话，一句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另一句是“五百年出一个真龙天子”。
这两句话很重要，是中国人的大智慧。比如第一句，我们具体算一下，1919年到1949年是三十年，1949年到1979年是三十年，1979年到2009年是三十年，其中的变化都是巨变，是本质在变。第二句话我就不说了，犯忌讳。
第三颗，唐之前由史官著史，唐之后由史馆修史。史官时代因史官个人才学修养，乃至视角视野的不同，史有高低起伏之憾。史馆时代因为“书成进御”，史又存在着真伪虚实之患。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的觉悟和政治觉悟是两回事，但皇帝是要求政治觉悟的，把历史政治化是不完整也不完备的。
第四颗，著书的人多为儒士。汉以降，儒学是国学，是大学。对佛和道两门普遍存在着表述不充分的缺憾。像对待另一个单位的领导，敬而不亲，甚至根本不放在眼里。佛和道，与儒学一样，都是融入了中国老百姓血液里的东西，这三种，是中国老百姓过日子最大的三元素。一个人以偏见做事情，危害不至于太大，但以偏见修史，问题就大了。
这四颗痣是我们独有的，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不同视角的“史观”。文天祥是古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一种。今人有“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种。海外的学人也是一种，如夏志清说的：“过分的爱国热忱可以令一个文学史家把自己蒙蔽起来”。读着这些“史观”的时候，就觉着治史的方法和态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是一部文学史专著，治史方法是新的，是切合中国文化特性和中国文学传统特征的。治史态度是宽容开放的，厘清了一些旧问题，但又可以由此引出许多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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