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时候，贾平凹是收集，不是收藏。他不做选择，看入眼的都往家里背。汉罐、瓦当、画像砖、拳头大小的旧石狮子有两千多个。他写过一个短文章，叫《狮子军》。还收过一把老椅子，他说是元代的，我看着更像先秦的，做工特粗，而且少了一条腿，他用一摞旧版书支撑着。上面放着一把民国时期的笨茶壶，朋友来了，他就用那把茶壶泡茶，一壶水足够喝一天。一天家里来的人多，他去邻居家借了两把椅子，还椅子的时候，邻居大嫂看着他那把伤残椅子，说：“贾老师，不用还了，您留着用吧。”大嫂是热心人，一次在楼梯上碰着，问他：“家里有要扔的东西吗？我叫了收垃圾的。”贾平凹连说没有没有。还有一个细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大嫂敲门，领着不足十岁的儿子，说话气呼呼的，不是对他，对着那个怯怯的孩子：“你问问贾伯伯，贾伯伯是怎么成大书法家的，就是敢写。以前也是一写一个墨疙瘩，揉了再写，天天写。”原来大嫂在教育孩子，孩子报了一个书法班，却没有兴趣。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说的真是没错。现在的贾平凹是秦汉文物的鉴赏家，那一时期的老货，看一眼，或闻闻气味，就辨了真伪。他的收藏，也由杂货铺升格为颇具规模的博物馆。
贾平凹人心宽厚，走路也怕伤了蚂蚁，但收藏起东西来，下手却重。
我有失三宝之痛。一痛是杯子，一痛是汪曾祺老人的画，一痛是军统大特务用过的文件柜。
杯子是一个瓷艺家给我专制的，通体瓷本色，暗纹起伏，朴素大方。难得之处是这一款只有一个，是独生子。我舍不得让它着水，就放在办公桌上天天旁观。贾平凹的办公室在我隔壁，这天他走进我房子，说：“我吃点药，给我倒点水。”我问他杯子呢？他指着桌子，就用这个吧。我说这个不是喝水用的。他说是吃药，不喝水。我先清洗了，倒了一点水给他送过去。过了一会，他就带着杯子回家了，“药”还留在他办公桌上，是果味vc。
说汪曾祺的画得先说孙犁的字。我有孙犁老人一幅字：“坚持不懈，精益求精”。这幅字本是写给我一位朋友大星兄的，他是篆刻家。我见了很喜欢，于是借过来看。1993年初我从河北到西安工作后，就把这个事给放脑后了。大星兄心肠宽，也没催还过，字一直被我“借”着“看”了这么多年。
我喜欢这幅字除了书法意义外，还另有一个原因，是我做编辑经历里很愧疚的一件事。我在《长城》杂志的时候，编发过孙犁老人一组书信辑，记得是四十几通吧。当时年轻，做事不讲究轻重，杂志印出后有一处字误（手稿不太清晰是一个原因，若用心细致些，或再请教老编辑即迎刃可解）。老人从天津捎过话来表示了意见，但也给了谅解和安慰。孙犁先生是当代作家中最珍重语言的，能给谅解已是他的高厚风节了。我为此一直自责，借看这幅字，也有当座右铭的意思。还有一个巧合，字是1992年9月写的，《美文》杂志也是在那个月创刊的。
我拘礼膜拜的作家还有汪曾祺老人。曾祺老人和我有过三天“交情”，当年他和老伴施松卿老师在石家庄待了三天，我跟班照顾日常起居，还陪他喝酒，一天晚上老人高兴了，给我且写且画。字是“午夜涛声壮”，鼓励我要敢说话。画是一只鸟站在一个枯枝上，鸟很生动，枯枝因此也带了精神。我到西安工作后，把这幅画挂在了办公室墙上，墙的另一边是主编办公室，事就出曲折了。贾平凹说这画挂在了他的墙上，又说做事不能偏颇，要平衡，墙另一边也要挂几天。我见他存了掠夺心，就约法挂七天，七天后一清早我就去做了完璧的工作。但他记忆力好，一年后，他帮我解决了生活中一个难题，我问他怎么感谢呀，他笑着说汪曾祺的画呀。我那只生动的鸟就这么飞走了。但他也慷慨，给我回画了一只上了山的虎，至今还在我的办公室里。
孙犁那幅字刊登在《美文》2008年第七期的封底上，是对老人去世六年的纪念。杂志印出后，贾平凹说孙犁先生的字真好，要看原迹。我知道他又生了贪墨的心，就复印了五份，都送给了他，还附了一张便条：请主编反复看，一次看个够。
军统文件柜是箱式的，有床头柜那么高，顶盖上刻印着国民党党徽，掀开顶盖，里边函装着四个匣，每一个匣顶上也有那种党徽。柜子内部装饰着颜氏家训，整体做工极考究。贾平凹闻讯后，前后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说国共两党现在关系缓和了，但仍需提高警惕，你是年轻党员。我说我是放在家里批评着看。第二个说那个柜子可以装手稿，你是编辑，写作又少。我说今后我多写些。第三个电话是硬来了，“我这些年也没要过你什么东西，这一次我要了，你可以来我家随便拿一个东西，咱换。”我说你没要过，但抢过。但说归说，下了班，我拥抱着柜子送到了他家里。他那个高兴劲呀，上下左右地欣赏。还说风凉话，“世上的东西都是有定数的，该是谁的肯定是谁的。”忽然话题一转，“我刚写了一个散文，给你念念，你是编辑，你会欣赏。”散文是《游青城后山记》，不足一千字，实在是写得好，只是朗读人的声音不敢恭维。我把文章装兜里，说：“这期咱《美文》有头条文章了。”走的时候我要选一件东西，四下里找的时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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