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吹蜡烛的方式去吹灭一盏电灯是荒唐的，荒谬之处不是使用的方法，问题出在观念上。**是个危险人物，他的存在就是潜在的威胁，但在****内部，他是个受尊重的领导者，其中巨大的差异是因为所处的立场不同。
先说立场。
看一个喝水的杯子，角度不重要，杯子规模太小，可以一眼看穿。看一个独立的房子，角度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从前边看，和从后边看是两回事，爬到房前的树上看又是另一回事。站在哪里看，那个位置，就是立场。
看山和看河是不同的。山是静的，但四季有变化。河是每一刻都流动着，但四季变化不大。北方的河冬季要结冰，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看山，在山脚看，和在山顶看不一样。山里人和山外的游客对山的态度也不一样。鱼是水里的游客，却是河的家人，对河的态度与岸上人家不一样。大的河流，横看和竖看不一样，顺流看和上溯逆流看更不一样。子在“川上曰”的，虽然只是一句话，却沉淀着历史的高远和苍凉。
再说观念。
观念是活的，是随时事变化的。僵死的叫概念。观念是先进着好，掉在队伍后边的叫落伍。在队伍前面的是引导着变，在后面的是跟着变，好听一点叫应变。
以土地观念的变化为例：
以前的土地，是人的立身之本。土地是判断一户人家，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大户人家，殷实人家，破落人家的区分，就是以土地为标准。将军大臣，皇上要赐土地，自己也仗势圈地。商贾做大买卖的，要在乡下置地。有土地的人叫地主，在别人土地上干活的叫农民，农民不是职业，是身份的代称。如同把以前的公务员叫老爷一样。土地所属的不平均，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的根本因素，“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没有了活路和出路。
农本思想和田园经济是以前的核心价值观。
有一个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以前的中国人，无论贵贱，人生理想就是这两件事，读书和耕田。当朝重臣求隐，叫“告老还乡”。一个将军赫赫战功之后，要“解甲归田”。如今观念变了，将军或部长退休，国家给退休金，不给土地。如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均有份，除了超生的。如果一种东西是平分的，这种东西的内在魔力就会下降，直至消失。从大趋势上讲，今天的“农民”是职业了，农民一词的内涵发生着变化，只是这变化还有待于被清晰化，被认识。“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以及农村户籍改革，是**在应变。
土地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诗或文章，写田园乐、炊烟情，是写“主旋律”，是呈现那时的核心价值。游子一词是针对故土说的，游子思乡也是“主旋律”的一种。但今天的作家再这么写，就叫落伍，或叫不合时宜。
贾平凹的写作，以土地和农民为主要观测目标。他瞄准的正是中国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根本变化。《浮躁》写于1988年，之后他连续写出了《废都》《白夜》《土门》《病相报告》《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浮躁》是站在农民立场上的，这是这部小说的局限之一，但也是那个时期里中国作家共有的局限。那时候流行“代言”这个词，作家是“代言人”，写农业题材，是为农民代言，写工业题材、军事题材、教育题材，是为不同的行业代言，也就是说，小说的题材不同，作家的立场也不同。如今的时代讲“发言人”，代言人和发言人，一字之差，变化是很大的。教育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讲的虽然也是“局部利益”，但立场变了，视野和视角变了，牵涉面宽了，是整体环境下的“局部利益”。《浮躁》之后，再经过《废都》的脱胎之痛，贾平凹的“立场”变了，由农民视角“位移”到中国文化层面上，审视中国当下农村的剧痛和巨变。《土门》写城乡结合地带农民的心态，是土地观念变化的最前沿，是焦灼区域。《怀念狼》臆想变化了的土地上狼的变迁史，狼是生存能力超强的人的喻指，在生存困境中如何艰难挣扎。《病相报告》是一段传奇，是贾平凹有意改变叙事的路数，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被非客观之后，缺陷是怎样产生的。《高老庄》是《秦腔》的前奏，是一场大戏前的彩排，更是足球赛前的热身赛。贾平凹是导演，是教练，在热身赛中试验着战术的多种可能，在正赛开始的时候，他才敲定了上场人员名单，以及各自的位置。在正赛结束之后，观众看的是结果，但教练更偏爱那场热身赛，因为那里面闪烁着自己更多的足球智慧和战术初衷。《高兴》代表着贾平凹写作的一种转变，他开始替遭受生活困境的农民安排出路了，这部有着“明天”色彩的小说，人物是以变形的姿态存在的，或者叫冷幽默。冷幽默是幽默大王或完全没有幽默感的人制造的，贾平凹的幽默是骨子里的，他没有看明白现阶段中国农民的出路，他自己也深陷困扰之中。
贾平凹笔下的中国农村是现阶段的，他的这些小说构成着空前的乡土中国之变，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中国农村问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他在尝试着寻找“规律”，但必须要说的是，截止到《高兴》为止，他和社会学家一样，都没有找到。或者换成那句流行的话，他在“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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