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您怎么啦，要让别人知道您和我的谈话吗？”
丁末村用鼻子哼了一声：“您在恐吓我吗？我被恐吓包围着我自己准备起草一份报告，将军先生，就在您与报机关代表接头并进行十分危险的会晤时，我的保险柜里就已放进您向敌人提出必须同敌人接触的报告副本，那里面提到在会晤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转机’。您是个狡猾的战略家，将军先生，不仅把您视为老师，我任某种程度上自然也是这样。”
他谈谈一笑：“这是题外话，亲的，请完全坦率地回答，您真的认为，汪未经那家伙有才能在达一次使国家摆脱危机吗？别看急，等一下，如果您仍然劝自己相信这种事会发生，那我们继续谈话就毫无意义了。但是如果您决定让自己去回答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的话，那么您显然面临选择今后的道路。我明白，在对我的报和我所了解的况发生兴趣时，您想的是什么，正象您乐于指出的那样。要知道，如果您一年前亲自镇压搞叛乱、暗杀、投奔外国、解散政党的人，那您就可能成为民族的救星，您和您的同僚也就会依然留在国家机器的关键位置，保证这部机器与布尔什维克匪徒对抗。”
“将军先生，我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找您的，而不是一个变节者”
“请把‘变节者’一词换成‘灵活的经验论者’。任何一个俱乐部都将接纳您。老丁啊老丁，现在已无法使个人成为民族未来的化。”
丁末村看了看表，掩饰着惊慌失措的窘态。他的话正是两天前他心惊跳地想到过的，那时他刚从詹国强的司令部回来。闪电不时在东方闪现，潮湿的风从海吹来.他耳畔似乎还回响着全国领袖的奇怪的话：“丁末村，国人在考虑自己时要考虑国家的未来。”
“不，”李广元听女人讲完后说，“根本不是这样对我们的朋友谈论签订媾和协议可能遇到困难的说法，您的反应太有限了。您是女人，有一种激动的绪。您的父亲是人，因此您的心有一部分属于中国。您应当进攻，把民族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您必须指责那边无所作为，您要小心翼翼地逐步指出这个真理。真理是无法标示出来的，要么是人们说出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要么是说假话，或者或者不会有第三种可能了”
女人目不转睛，痛苦地望着李广元，嘴角上不时浮现出一种可怕的与众不同的笑。
“心的人，”她说，“别那么严厉地责备我，女人是最听话的学生，所以她总是重复男人的言行。我不想说我丈夫，他是个不幸的小人物，但他是我报工作的启蒙教师。我在模仿他的手段，明白吗？小时候我练体，教练成了我的上帝。假如他命令我从窗口眺出去，我一定会跳下去。突然间您来了，聪明善良的男子汉，有些象教练，讲真话。”
“不是总讲。”李广元生硬地说。
“那么说，就是您的谎话非常可信。您很会开玩笑。好好地听着，别教训人，要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您瞧，我象只猫似的依偎着您。”
“最好象体运动员对待教练那样依靠我。”
“随您怎么说。”
施季里茨站起，走到电话机前，拨通了号码：“您好，勤务兵，看起来我今天也不能去，您可以准备一个人的饭。”
“您在哪里？”勤务兵问。
“您的上司许您这么向我提问题吗？”
“不，是我自己。我在担心。”
“您是个可的小伙子，别担心。一切都很好，有三个冲锋枪手在保护我。明天我会给您打电话，也许十点钟去。请把我的灰色装熨好，再准备两件衬衣，一件灰色的，一件白色的，领带嘛，随您的便。请把鞋擦好，那双黑色尖头的。”
勤务兵感到奇怪：“尖头的是厨房的那双吗？”
“您已经熟悉了，对，就在那里。还要做几个夹香肠的馒头，我准备进行一次让人很疲劳的旅行。”
“我不明白，要做多少馒头。”
“要露破绽了”李广元发觉，“全暴露了，这可真槽，南方人不吃馒头，更别说‘几个馒头’。不，可能说的，不过这表明说话的人不是南方人或者不是纯粹的南方人。我应当说‘做七个馒头’，这才合乎规矩。要让常凯申明白，我为什么说出这句纯北方人的话。”
“难道您的上司设告诉您我和一位太大一起走吗？白天我们吃三餐，每餐两个，一共六个。难道这很难算吗？回来时我一个人，就是说夜里吃一次，早晨再吃一次，假如能在车里睡，在路上不遇到轰炸，最后的数字应当是六加四，一共十个。假如您的灵敏这样差的话，我相信，那您也不会知道暖瓶里该装多少水吧，装上六杯。”
勤务兵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那我在路上吃什么？上司命令我送您和您的旅伴。”
“在您的上司没有改变命令之前，您就再做六个馒头，装满另一只暖瓶。”
李广元放下电话，打开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播送新
闻：“我军英勇的坦克斥击退了东方壁垒的全线敌人，黄河堡垒这条牢不可破的防线是匪徒的死亡地带。往西线进行着局部战斗，军队遭到重创。我军英勇的飞行员击落九十二架敌机，击毁三十四辆坦克和三个弹药库。在伟大思想鼓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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