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素发现，在获得任命和指令之后，王敬久将军和蔡劲军将军觉得自己现有的身分和担任的工作不便让他们积极地参与此事，情报中显示，他们将组织新团体的任务交给了副指挥杜老板。
在组建这一新团体的过程中，杜先生发现了一个机会让自己的亲信出任若干部门的首脑，于是便委任陆京士先生为龙华军事法院院长，朱学范先生为上海总工会主席。
然而，当杜老板将其副手名单呈交给军事委员会时却遭到了否决，这便使他大为恼火，同时也使陆京士和朱学范受到了侮辱。
鉴于杜老板对于此事的突然冷淡，上海公安局长蔡劲军将军决定亲介入。他借助于忠义会（被丄部局警务处情报入员描述为“由黄埔军校生组成”，由蒲凤鸣领导的一个团体），在公安局内设立了这个特别组织的总部。蒲凤鸣与蔡将军随后组建了两个团——防护团、特务团。
防护团在苏州河南北两岸履行不同的职责。在城北，尤其是在虹口，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上海狙击队”，主要由“流氓”和失业工入组成，配备了毛瑟枪和手枪，在敌后狙击日本入。
苏州河南岸，在南市，防护团则主要由招募的居民组成，其任务是挖掘炸弹掩蔽体。南市每宅房子的主要住户每天得向防护团提供劳动力，由蔡将军的一个副手指挥，其办公处设在露香园路上的五安小学内。迄于9月，已有300入被招募，完成了57个防空壕沟。
特务团总部设在一座私立学校里，这所学校是南市丽园路上绍兴会馆的一部分。它由蔡将军的前刑侦课课长刘槐负责指挥。他的两个副手乃是公安局的巡官陈半农和前公交车售票员张国权。
特务团的正规成员主要从失业工入中招募。官方承诺给他们每月9元的薪金，外加在可供1000入住宿的学校内的食、宿。至1937年9月末，约有400人应募。
特务团也有一个侦查课，由30入组成，归一个名为杨福林的男子领导。这些人驻扎在老西门外西林路上的敬亲小学内，其中一位曾是小学校长的傅铎马记载道，刘槐曾指派他报告公共租界内日本便衣侦探的活动。他还被派去调查“汉奸”，若能发现足够的证据，就下令中国警察逮捕通敌分子，并将其押至特务团总部的拘留所内作进一步审讯。
毫无疑问，戴利在蔡劲军管辖下的这两个组织中安插有自己的人马，尤其是特务团的调査处。但是，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在了杜老板党羽在劳工组织、商人圏子和黑社会中的网络上。
显然，是戴利在9月未、10月初将这个受辱的流氓头子及其青帮党徒重新纳入了军事委员会的轨道，即劝说常凯申设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以将帮会成员转化成准军事人员。
苏浙行动委员会由常凯申亲自领导，其成员包括杜老板、黄麻皮、王晓籁、虞洽卿、张啸林、杨虎、梅光培、向松坡和陆京士。
戴利出任书记长，在法租界善钟路上设立办公处。委员会的组织分为参谋处、政训处、情报处、训练处和总务处，处长都是特务处的官员，诸如陈旭东、汪祖华、谢力公及俞乐醒等。6
当前的主要任务乃是训练干部和招募民兵。在松江和青浦开设了特训班，以培训参加和领导别动支队的人。此后，在10月初，戴利利用委员会的职权，组建了“别动军总指挥部二其总部称为“淞沪别动总队”，位于南市祈齐路对面枫林桥附近沈家宅1号。
它虽然在名义上归杜老板管辖，但是据别动队的一个成员说，实际上的首脑却是戴利，他以蓝衣社首领而闻名。而杜老板的“外交事务“助理、旧青帮首脑、来自山东的刘志陆是别动队有名无实的副首领。
关键部门的人员则都是戴利的亲信陈旭东任参谋长，参谋处长方超，督导处长周伟龙，经理处长周家礼（后为谭良甫），总务处长周济文，技术室主任俞乐醒。俞乐醒还和谢力公一起负责松江和青浦的特训班。
淞沪别动总队分成五个支队，每个支队500到3000人总共8000人。每个支队又分为三个大队，下面进一步分成中队、小队和区队。自区队首领以上的所有官员，不是戴笠特务部的成员就是来自恒社的骨干。
其成员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上海店主协会的店员、帮会中的地痞和流氓、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日军进攻期间因工厂和店铺关闭而失业的劳工，以及有组织的劳工联合会成员。
早在1937年2月就成立了“上海商团“，当时，中国商会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为店员免费提供市民训练课程。有个名为陶民舟的21岁的绍兴人应答了这一广告，他在闸北经过了四个月（3月至6月〉的教程，之后又回到了他所工作的染坊。但是当1937年8月中日开战后，他则参加了南市的保安队。9月初，该保安队重组成上海别动队的第五支队，由陶一珊上校率领，他被南京委任为上海所有市民训练中心的首脑，其总部设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
此后，陶上校发给了陶民舟一把手枪、八发子弹以及四颗手榴弹。他住在申新纱厂对面一所没有门牌的房子里，其任务是检查经过白利南路的行人和车辆，以保证没有“汉奸”进人华界，陶民舟的“官衔”包括两个布徽章:一个标明其身分为“上海別动队06595号”，并命令他“服从指令，严守纪律，忠于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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