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恐怖活动减少了，但是合作政策受到了关于悬挂中国国旗之争端的进一步考验。为了取悦于日本人，工部局在1939年3月12日曾发布命令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在一年中悬挂的日子不得超过8天。
然而，爱国的店主们却试图在每个爱国场合展示国旗，而全然不顾穿着中式服装的日本特工的暗杀威胁，以及中国通敌流氓的阻挠。
几家伪报纸激烈地抱怨人们在3月27日——七十二革命烈士牺牲的周年纪念日里悬挂国旗，并指责租界当局未能严厉地强制执行禁令。
伪市长傅小庵指控国民党在租界内利用新近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以这种方式鼓动民众，他声称“靑天白日旗标志了中国的苏维埃化，并且也有排外之意。”
此话并非全无根据，因为国民党的党歌中即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之语。这难道不足以表明此旗具有强烈的排外含义？西方租界当局肯定意识到这一切，因此，最好还是不准悬挂此旗。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中国国旗挂遍租界上空，同时，很多中文报纸严厉地抨击了日本总领事要求工部局禁止挂旗一事。
而亲伪的《新申报》则攻击工部局，抱怨道:“工部局只委任华籍和西籍警察，而非日籍警察在5月1日上街巡逻。这充分证明工部局缺乏诚意，无视日本当局的要求。”
它并警告道:“假如反日分子积极活动，日本当局将认为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嗣后，1939年5月10日，法国总领事以其法租界首脑和工部局总董的身份，会见了各方警察首领。美、英总领事都应邀出席，这次他们都达成了一条共识
”国民党持续的秘密而积极的活动，应对此间发生的大部分恐怖事件、政治骚乱和反日宣传负直接责任。当地的国民党不仅应该对诸如“(上海人民)动员会“这类组织负主要责任，还被认为与诸如“中国青年铁血救国团”这样的恐怖会社有联系。”
接着，工部局釆取坚决措施，“以令中国人知道，政治活动必须停止”。他们随后发表了一个宣言，警告公众需要尊重外国占领区的中立警察。措施的第一条命令便是严厉之极的宵禁，并考虑完全禁止悬挂中国国旗。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就租界悬挂国旗一事，向英国和美国大使提岀了抗议，并要求他们提醒工部局，“尊重租界内华籍居民悬挂国旗的自由“。
总领事高思(gas)此后向国务院抱怨道，当诸如宋文子这样杰出的中国领导人收到他们“继续进行爱国政治活动，可能导致日本占领外国租界”的警告时，他们却依然认为日本不敢和列强对抗
“中国政府显然并不理解，一旦日本决定占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这里的外国驻军既无足够的力量，也无意于阻止此事的发生。中国的刺杀活动与抗日活动为日本的占领行动提供了太多的藉口。”
而美国国务院方面，也无意于对日本政府施加哪怕是微小的压力。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craigie)于5月19日建议伦敦与美国政府商议，联合釆取某种特别举措，诸如当日本军队对租界采取敌对行动时，便禁运专门的进岀口货物。
他还建议道，假若美、英政府向日本外务省大臣传递了两国联合的信息，便会产生威慑效应。
然而，东京的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jorew)却拒绝向其政府推荐这项动议。因为罗斯隔政府未能赢得国会，同意废除武器禁运(布卢姆提案与皮特曼提案，很快被参议员威廉?e博拉领导的孤立主义派击败)。
在这件事上几无选择余地，国务卿赫尔(rdellhull)及时地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于1939年5月22日由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k)递交给中国外交部长。备忘录以恩人自居的态度指岀
“上海业已发展成世界性大都会，城内集中了中国和诸外国的巨大利益。在(中日)冲突期间，租界为双方的利益都提供了保护。然而，租界的国际特色意味着避免源于他处的争执，以免具有国际特色的保护受到损害。”
赫尔还提到了“上海人民动员会“。他指岀，尽管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爱国是其目标，但是其行为却会削弱租界的地位。因此，美国政府深信，中国人坚持在租界内合法地悬挂国旗，以及从事救国政治活动，对于中国并不最为有利。
当日军在中国和苏联边界沿线仍然从事着好战活动时，当平沼内阁的文官们仍然生活在遭受军方“青年土耳其”暗杀的持续恐怖中时，美国国务卿为试图抚慰日本而做的努力，未能阻止日本外务省于5月24日就上海租界问题发表傲慢而煽动性的声明:
由于日本在中国行动的目标是控制中国的统治权，对于这种统治权的控制，在租界和其他日占区是一样的。
在日本的占领区内，不允许西方对他们消灭反日活动进行任何干涉。日本拥有对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因此，日方可能借助于武力来保卫这些权利，这一权利应该得到合法承认。
日本在上海的外交官们为这份声明稍稍作了修改，但这却是以通过加强日本军方要求的形式作岀的
“在日本占领区内，只要中国人的故意依然存在，日本的目标即是将中国的统治权从这些地区清除出去，把它置于日本的军事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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