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另一方面，9月份则变得相对说来较少波澜。
9月13日，公馆马路上中国进出口公司的大门内被扔进了两颗炸弹，两名雇员被炸伤。三天之后，两枚手榴弹被投入了四川路桥南端的人群中，炸伤了十多个入。
9月18日，奉天事件七周年的纪念日，所有行政当局都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例如增派武装巡逻、街道上设置路障、对隐藏武器进行搜索，以及对旅馆住客进行检査。
正是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这天总算没有什么事故地渡过了”。
整个9月份，只有5起事件，导致了15入受伤，2入死亡。然而，1938年9月30日暗杀事件中的死者，乃是著名的政客唐少仪，日军土肥原司令希望他岀任南京伪政府的首脑。
1938年，近卫首相为对付中国战略而做的主要努力，乃是敦促一位著名的中国政客出面组织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中央政府，以实现和平殖民。面最有可能的三位候选入即是曹银、吴陪孚和唐少仪。
曹银死了，吴陪孚无意于担当此职，他的条件是除非日本人撤离。因此，只剰下了唐绍仪。而且他表示愿意岀任新的民族政府的首脑。
当军统华东局的局长周伟龙收到情报，称唐少仪正与日本人签订协议时，他即建议暗杀。戴利同意了他的建议。
军统行动组通过唐绍仪的亲戚谢志磐（此入也为军统局工作），掌握了他的行踪。
军统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从谢志磐那里得知，唐少仪是个古董收藏者。于是，他便和暗杀组的其他成员相强伟、林志江一起，将一只稀有的古花瓶放在设有假底的一个盒子里，假底内则藏了一把小巧的利斧。经谢志磐的介绍，他们将花瓶带进了唐少仪的起居室。
当唐少仪欣赏古瓶之时，一人走近盒子，抽出利斧砍向他的头颅，将他杀死在沙发上。这位著名人物的死亡，使得警方进行了大范围的搜捕，但是相强伟与谢志磐已经通过香港逃到了重庆。此后，这桩案件再未侦破。
同样大为减弱的第二波恐怖浪潮，始自1938年11月下旬，其髙峰是试图暗杀上海伪市长傅小庵。10月份，共有8起暗杀案，有3起导致死亡。
11月份则有数起凶杀和暗杀未遂案，多起出自政治动机，然而，11月25日傅小庵市长差点被杀害，但不是岀自汉口方面的剌客之手，而是遭到伪政府内部人士的袭击。
当天早晨，“傅市长”乘车离开新亚饭店的寓所，身侧坐着一个日本宪兵，两名中国保镖则乘着带边斗的摩托车追随其后。
上午9时50分，汽车抵达江湾的“特别市政府”大厦。当市长走出小车时，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走上前来向他开枪，但未命中。傅小庵吓得跌倒在地，日本保镖则掏出手枪，警察转而向他开了三枪，将他击倒。
然后，刺客逃到一个墙角，开枪自杀。日本士兵们之后掏出了刺客的心、肝，放在被杀的日本宪兵面前，以作献祭。
刺客名叫周文山，20岁，是日本占领前的警察学院的毕业生，湖北人。
他曾由伪政府警察学院侦探姜同义介绍，参加了“大道市长”苏锡文治下的伪保卫团。日本宪兵队立即派岀人手，前去逮捕姜同义，但是他早在三天前就带着家人一起离开了上海。
翌日，日本军方逮捕了保卫团团长陈锦涛及其30名部下，所有人都被带往虹口宪兵司令部。伪警察局和警察训练营官员中的其他介绍人或担保人，也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
因为国民政府军统局与上海警方关系密切，故如果日本人怀疑军统煽动了这次大胆的暗杀行动，那将是十分自然的。
然而，日本宪兵队在经过广泛的审讯之后，似乎认为，这是保卫团的官吏们为了被驱逐的大道政府首脑苏锡文，而对傅小庵发动的一次袭击。
这个结果不足以抚慰傅小庵，他因这次枪击事件而大伤元气，以至在福民医院住了10天。
接下来并没有发生第三波袭击浪潮。12月份和翌年1月份，上海相当平静。接下去发生的一件大事，则并非炸弹投掷或者戏剧性的公开行刺，而是由国民党秘密特工策划的，对一名日本大特务进行隐密而专业性的谋杀。
1939年1月29日下午7时，新新旅馆的仆役们听到605号房间传来枪击声，他们知道那里住着一个名叫马一航的男子。
当他们进人605号房间时，发现马先生右太阳穴中了一枪，仰天躺在一大堆血泊中。他似乎是坐在桌子前阅读一本墨索里尼传记时遭到枪击的。
位于贵州路上新新百货公司楼上的新新旅馆的职工，在7时06分打电话给老闸巡捕房，马一航立即被送至仁济医院，他在那里始终没有恢复神智，于9时45分去世。
警方在检查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贴有其照片的一张通行证，署名马一航，籍贯福建。42岁，职位是维新政府行政院参议。
此证由日本人颁发，维新政府立法院签署，持证者可以通行于南京、虹□和江湾。
回到605号房间后，侦缉股发现了一个空弹匣。经过弹道分析，证明刺客使用的是点32口径的“魔鬼“手枪，编号1306。
而这把枪却是工部局警务处于1930年武器抢劫案现场发现、并被上海特区法院没收的武器。
由于法院的记录表明，该枪支已于1934年移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故侦缉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一航是被奉戴利之命的某个军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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