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军军长黄涛近来也颇感头疼，他不知道该听谁指挥了。因为第62军此时仍是第七战区的部队，军委会并没有下令第62军正式进入第九战区的战斗序列，所以从隶属关系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对第62军仍然具有指挥权。
现在的问题是，第62军被临时派到第九战区，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当然有权指挥第62军。薛岳毫无疑问成了黄涛军长的第二个上司。除了两位战区司令长官，黄涛军长还有一位顶头上司，那就是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中将，因为第62军也被临时划归第27集团军节制，李玉堂也理所当然具有指挥权。这样一来，黄涛军长已经有了三位上司，而这三位长官的命令他哪个也不敢不听。就这样还不算完，还有位长官的话更不能不听，那就是一贯喜欢越级指挥的蒋委员长。蒋委员长除了直接把电话打到第62军军部发号施令外，还有重庆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也以蒋委员长的命令来直接指挥。这样算起来，黄涛上面一共有五个上司，哪个也惹不起，这样的多头指挥，该如何打仗？
一开始，李玉堂的命令很明确，第62军担负衡阳外围的作战任务，并且在衡阳守军难以支撑时迅速驰援衡阳。因此第62军迅速开赴衡阳市郊三塘集结待命。结果刚到三塘屁股还没坐热，黄涛就接到薛岳的来电，要调第62军的151师去湘江东岸，归第九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
黄涛心里明白，薛岳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薛岳的胞弟薛叔达在151师任第452团团长，薛岳是担心兄弟的安全，不愿意把薛叔达送进衡阳这个血肉磨坊里。黄涛心说，这薛长官私心可是够大的，为了你一个兄弟的安全，就做了这么大的局，一下子弄走我一个师，等打起仗来，蒋委员长可不管你是否少了一个师，还照样拿你当一个军用，到那时我该找谁去说理？黄涛百般无奈，只好搬出蒋委员长这尊大神，回复薛岳说，第62军是奉了委座命令赴衡阳参战，任务重大。如果要分兵调用，须经军委会同意才行。薛岳见黄涛搬出蒋委员长这尊神，自然无计可施，只好作罢，这样黄涛的第62军才免于被分割的危机。
6月30日，黄涛在祁阳洪桥镇的前进指挥所里接到蒋介石的来电：
“据空军侦察，陷长沙之敌约两三万人，分两路沿湘江西岸南下，你军应立即以一个团守备洪桥，主力集结于祁阳，拒止沿湘桂路西进之敌……”
第62军刚按电令部署完毕，黄涛又接到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的电话：“黄军长，委座命令你军赶紧在祁阳构筑工事，坚守该城！”
“是！立即部署，坚守祁阳！”黄涛回答。
参谋长张琛少将忧心忡忡地说：“军座，我们到底该听谁的指挥啊？第27集团军李副总座要我们担任衡阳外围作战；第九战区薛长官又要我们分兵湘江两岸；委座又来电要坚守祁阳，怎么办？”
“当然是以委座的指挥为准。”黄涛命令以157师副师长侯梅为祁阳守备司令，率领该师第469团固守祁阳，其余部队在城郊选择有利地形构筑据点工事。
到了7月3日，黄涛连连接到衡阳守军被日军围攻，情势危急，请求增援的电报。黄涛感到两头为难，他手头的兵力已经很难集中起来了。由于多头指挥，第62军的三个师兵分云浮、祁阳、洪桥三处，正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阻敌西进。多头指挥带来的恶果开始显现，一方面是执行蒋委员长阻敌西进的任务，一方面是李玉堂增援衡阳的命令，好像哪个命令都怠慢不得。
黄涛只好折中一下，派出部分部队向洪桥当面之敌进行夜袭，又以小股部队穿插到白鹤铺敌后设伏，偷袭从衡阳到白鹤铺路段的敌军骡马运输队和骑兵巡逻队。
几天时间就这么耽误过去，而日军可没有闲着，此时的白鹤铺有日军一个大队一千余人，正在加紧布防，他们搬木料、挖战壕、筑工事、埋**、架设铁丝网，已经利用这几天时间建立起坚固的防御阵地，切断了东援衡阳的道路。
第62军的这种解围行动无异于隔靴搔痒，对危在旦夕的衡阳守军毫无帮助。
日军在衡阳的战事严重受阻，除了方先觉的第10军顽强抵抗外，为衡阳守军出力最大、帮助最大的，还是指挥中美空军的陈纳德将军。
尽管史迪威把支援湖南战役的作战飞机数量缩小到仅有90架，而且在油、弹供应上尽可能地削减，同时湖南的天气又豪雨不断，大大影响了作战飞机的出击，但陈纳德仍然想尽一切办法部署出动战机，全力攻击日军从武汉、长沙到衡阳的补给线和阵地，千方百计争取更多的手**、****、机枪子弹甚至香烟和饼干，空投给衡阳的守军。
中美联合空军的飞行员们平均每天起飞四次，中间的休息时间只够吃饭、加油和听取攻击目标的命令。为了躲避日军高射炮火的攻击，战机沿着湘江的航道低飞攻击日军阵地，甚至低到连螺旋桨都溅起了水花。这样的冒死出击也带来了惨重的代价，以美军第23战斗机大队为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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